於是我又不得不著手探討中國現代史中的“現代性”問題，這個問題至今仍然縈繞腦際，而且研究愈深入，覺得牽涉到的問題愈多。從晚清到“五四”，從現代到當代，到處都是由現代性而引起的問題，我不可能一一解決，但我認為現代性一部分顯然與都市文化有關。我又從另外幾本西方理論著作中得知西方現代文學的共通背景就是都市文化；沒有巴黎、柏林、倫敦、布拉格和紐約，就不可能有現代主義的作品產生。那麼，中國有哪個都市可以和這些現代大都市比擬？最明顯的答案當然是上海。
於是我又開始著手研究上海。所幸大陸剛剛對外開放，我得以重訪這個在幼年時代曾使我驚嚇萬分的都市。
一九四八年我曾隨母親到上海寄居一個多月，外祖父當年住在上海的一家旅館——中國飯店，我們也暫時借住在那裏。我那年是九歲，童稚無知，第一次進大都市，渾然不知電燈為何物（我的出生地河南鄉下當時沒有電燈），而上海的聲光化電世界對我的刺激，恐怕還遠遠超過茅盾小說《子夜》中的那個鄉下來的老太爺。我雖然沒有被這些刺激震斃，但經受的“精神創傷”慘重，事隔半個世紀，還記得我至今猶有餘悸的一件瑣事：有一天清晨，外祖父叫我出門到外麵買包子，我從五樓乘電梯下來，走出旅館的旋轉門，買了一袋肉包，走回旅館，卻被旅館的旋轉門夾住了，耳朵被門碰得奇痛無比，我匆匆掙脫這個現代文明惡魔的巨爪，逃回來後卻發現手中的包子不翼而飛，於是又跑出去尋找，依稀記得門口的幾個黃包車夫對我不懷好意地咧著嘴笑，我更驚惶失措，最後不得不回到外祖父的房間向他稟告，他聽了大笑，我卻懼怕得無地自容。
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觸上海都市文明的慘痛經驗。
多年以後（一九八一年），我舊地重遊，抵達上海第一晚就上街漫步，卻發現這個城市比我當年想象的小得多，而且毫無燈火通明的氣象，隻見到街角陰暗之處對對情侶在摟抱私語，而外灘更是一片幽暗世界。我的這種感覺，可能和白先勇的看法相似：上海已經從一個風華絕代的少婦變成了一個人老珠黃的徐娘。然而，即使如此，我後來在某些地帶，譬如當年法租界的柯靈先生居所，發覺這個徐娘風韻猶存。就憑這一絲餘韻，和幾位作家與學者，特別是經由魏紹昌先生的幫助，我得以重新在大量的舊書和雜誌堆中，重新發現這個當年摩登少婦的風姿。所以，我對老上海的心情不是目前一般人所說的“懷舊”，而是一種基於學術研究的想象重構。
這一係列的經驗，令我在這本書中逐漸把上海和現代文學聯在一起。第一部分描述的是上海都市的各麵，第二部分分析的是六位上海作家及其作品。第一部分的重構過程更和所謂“印刷文化”關係密切，但我還是忍不住加上了一章有關電影的討論，否則似乎對不起上海當年的“聲光化電”。而第二部分所討論的作家，本擬包括戴望舒，但因為已經有其他學者的專著（如Gregory Lee的同名書），我在此隻好忍痛割愛。除了所謂“新感覺派”的劉呐鷗和穆時英，以及三十年代的《現代》雜誌主編施蟄存之外，我又加上了邵洵美和葉靈鳳，用來探討鮮為學者注意的兩麵：“頹廢”和“浮紈”。最後的一章寫的是張愛玲，這是受了多年教學的啟發，因為每次和學生談論她的小說，大家都很興奮，我也是從一個“張迷”的角度逐漸進入她的作品，最後走火入魔，竟然鬥膽為《傾城之戀》寫了一部續篇：《範柳原懺情錄》，成為我的第一部小說。
於是我又不得不著手探討中國現代史中的“現代性”問題，這個問題至今仍然縈繞腦際，而且研究愈深入，覺得牽涉到的問題愈多。從晚清到“五四”，從現代到當代，到處都是由現代性而引起的問題，我不可能一一解決，但我認為現代性一部分顯然與都市文化有關。我又從另外幾本西方理論著作中得知西方現代文學的共通背景就是都市文化；沒有巴黎、柏林、倫敦、布拉格和紐約，就不可能有現代主義的作品產生。那麼，中國有哪個都市可以和這些現代大都市比擬？最明顯的答案當然是上海。
於是我又開始著手研究上海。所幸大陸剛剛對外開放，我得以重訪這個在幼年時代曾使我驚嚇萬分的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