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詞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它反映出一個時代的特征，一個民族的心聲，展現了一個作者的心靈世界，一個文人的不凡思想。宋詞既屬於士林文化又屬於市井文化。直到今天，她仍然陶冶著人們的情操，給我們帶來無盡的享受。
婉約情懷與豪放人生
從總體而言，在藝術風格上，宋詞與唐詩有著明確的區別。奮發、高亢的“盛唐氣象”，形成了唐詩創作的主旋律，這充分體現出時人抱負滿懷，渴望建功立業的強烈進取心。但宋人詞中卻更多的是對功名、事業的迷惘、慨歎。人的生存道路顯得十分艱難，個體的苦痛感受尤為強烈，因而宋詞彌漫著較為濃鬱的悲涼氣息及感傷情調。
“詞為豔科”的婉約情懷
北宋詞，功名意識表現得並不十分突出，立德、立功、立言思想明顯弱化。這表麵看來是情愛意識強烈衝擊的緣故，而實質更重要的是因為人們對自我生存方式、生命終極意義的思考更為專注，認識也更為透徹。人們在詞中極少言及自我的事業追求、理想抱負，相反對功名流露出極為厭倦的情緒。
柳永——下層落拓文人的 “無奈”
在柳永等下層落拓文人的詞中，“無奈”意識表現得尤為突出。傳說柳永因填《鶴衝天》，詞中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被統治階級驅出黃榜，而他卻自嘲為“奉旨填詞”。雖然“換了淺斟低唱”，是出於無奈，但從中也可見出宋人人生價值觀念的轉變。
柳永由於在政治上的抑鬱失誌，生活上的特殊經曆，以及他的博學多才，妙解音律，使這位“淺斟低唱”、“怪膽狂情”的浪子，成為致力於詞作的“才子詞人”。柳永對社會生活有相當廣泛的接觸，特別是對都市生活、妓女和市民階層相當熟悉，都市生活的繁華，妓女們的悲歡、願望及男女戀情，自己的憤恨與頹放、離情別緒和羈旅行股的感受，都是其詞的重要內容。此外，也有一些反映勞動者悲苦生活、詠物、詠史、遊仙等作品，大大開拓了詞的題材內容。他接受民間樂曲和民間詞的影響，大量製作慢詞，使慢詞發展成熟並取得了與小令並駕齊驅的地位。在詞的表現手法上，他以白描見長；長於鋪敘，描寫盡致；善於點染，情景交融，抒情色彩強烈；語言淺易自然，不避俚俗，使其詞自成一格，廣為流傳。
柳永和妓女的關係之近，令人驚歎。《中國古典文學史》中提到柳永的詞很受妓女的喜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這一點還可以從當時流傳的一首順口溜中得到證實：“不願穿綾羅，願依柳七哥；不願君王召，願得柳七叫；不願千黃金，願得柳七心；不願神仙見，願識柳七麵。”柳七是不幸的，也是有幸的！相傳柳永死後，還是由“群妓合金葬之”的。此後，每逢清明她們都去祭奠這位詞人，人謂“吊柳會”。在明代馮夢龍的《三言》中，就有一篇描述這一情景的，題為《眾名妓春風吊柳七》。後來有人在柳永墓前題詩，詩雲：“樂遊原上妓如雲，盡上風流柳七墳。可笑紛紛縉紳輩，憐才不及眾紅裙。” 她們需要柳永，柳永也需要她們，他企圖在她們中找到知音，尋求安慰。他在她們那兒得到了心靈的慰藉和藝術的靈感，他的詞大都是寫給她們的，或歌頌她們，或表達對她們的愛、思念及離別之苦的。這類詞的名篇當首推《雨霖鈴》，從內容來看，似乎是寫他離開汴京時，與情人話別的真實記錄，藝術上也具備他慢詞的重要特色。
柳永時常笑那些奔名逐利之徒，認為“利牽名·……紅顏成白發，極品何為”（《看花回·屈指勞生百歲期》）。他自己雖然也考取了進士，做了官，但他並不屑一顧，“這巧宦，不須多取”（《思歸樂·天幕清和堪宴聚》），“幹名利祿終無益”（《輪台子·霧斂澄》）。他甚至說，“名韁利鎖，虛費光陰”（《夏雲峰·宴堂深》），這是何等的清逸脫俗。從柳永身上可以看到，宋人對生活的認識，更多地體現為對個體生活方式的關注，理想生活的追求。所以他們能極真切地感受：“願天上人間，暫得歡娛，年年今夜。”（柳永《二郎神·炎光初謝》）
李清照——生逢國變，遭遇國破家亡的呼喚
南宋女詞人，號易安居士，齊州章丘（今屬山東）人。父李格非為當時著名學者，夫趙明誠為金石考據家。早期生活優裕，與明誠共同致力於書畫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據中原，李清照留寓南方，明誠病死，境遇孤苦。在創作上，李清照生動地展現了她的生命曆程和情感曆程。所填詞，前期多寫其悠閑生活，後期多悲歎身世，情調感傷，有的也流露出對中原的懷念。
史書記載趙明誠酷好金石，在攻讀經史之餘，對於彝器、書帖、字畫，每每刻意搜求。晃眼婚後一年的時間過去了，李清照對於金石學也有了濃厚的興趣，幫助丈夫考證、鑒別。夫妻之間的感情也愈來愈深。
不料，趙挺之與李格非都因得罪權臣蔡京而罷官，趙挺之在一波三折的政治鬥爭中死去，趙家父死家敗，心寒已極，趙明誠與李清照離開汴京，回到趙明誠的故鄉青州。趙明誠性情淡泊，屏居鄉裏後，更加潛心於金石書畫的搜求研究，家中原有的一點積蓄，除了衣食所需之外，幾乎全用於搜求書畫古器。趙明誠剛出仕時，就對李清照說過：“寧願飯蔬衣簡，亦當窮遇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李清照深深理解丈夫的誌趣，千方百計縮減衣食的支出，自己以荊釵布裙，代替了明珠翠羽，而每得罕見的古書、名畫或彝鼎金石，夫婦二人便共同校勘、鑒賞、整集簽題，指摘瑕疵，其樂融融，李清照在史事上的博聞強記，甚至超過趙明誠，令趙明誠讚歎不已，歡喜不已。
趙明誠與李清照結婚二十六年來，政局一直處在急劇的變化和動蕩之中。宋徽宗是一個有藝術才華的皇帝，除了篤信道教外，還擅長書、畫、樂、舞，喜歡醇酒、美人。精神上的奢靡，必須有物質上的奢靡作後盾，於是蔡京專門派人到全國各地搜羅名花、奇石、佳樹、珍玩運到京都，供他觀賞。運送這些花石樹木的車船，便稱為“花石綱”。“花石綱”所經之處，民夫蝟集，錢穀一空。徽宗又在都城內興建祭祀用的“明堂”，安放九鼎用的“九成宮”和供遊賞的“延福宮”，窮極奢麗，激起各地起義，金軍南下，北宋滅亡，宋室南渡，趙構成了南宋的第一個皇帝，定年號“建炎”。
已是建炎三年，趙明誠被朝廷罷去江寧太守的職務，夫妻二人決定乘船到洪州暫住。一路行來，二人談論的都是國家興亡。李清照說道：“皇皇華夏，自古不乏英雄豪傑。就說我們大宋吧，這幾年，出了多少忠肝義膽之士！李綱李樞相以文臣而兼武事，受命於危難之際；宗澤宗留守以孤軍扼守危城、彌留之際高呼渡河；就拿那位年輕的太學生陳東來說，以書生而赴國難，幾次伏闕上書，終至被朝廷斬首。丹心碧血，浩氣長存。”趙明誠續道：“古代蜀國望帝禪位出奔，還日夜思念故國，化為啼血的子規。如今，二帝蒙塵，神州板蕩，又有誰思念我們這風雨飄搖的故國呢？”
李清照的作品和她起伏跌宕的生平際遇是分不開的。她生逢國變，家破人亡，顛沛流離，受盡人間苦難的折磨，也曾受過改嫁的爭論。
靖康之變將她的生活劃分為美滿幸福與流離困苦前後兩個不同的時期。尤其是後期的作品，將她個人在流亡生活中，所經曆之悲酸淒苦，對死去丈夫的懷念和對故鄉淪陷的感慨，反映在詞上。她在《武陵春·風住塵香花已盡》中寫：“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隻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在《臨江仙·庭院深深深幾許》中雲：“誰憐樵悴更凋零？試燈無意思，踏雪無心情。”在《清平樂·年年雪裏》中雲：“今年海角天涯，蕭蕭兩鬢生華。”在《菩薩蠻·風柔日薄春猶早》中雲：“故鄉何處是？忘了除非醉。”她雖沒直接說出當時的現實生活，表現當時的國仇家恨，但是從她有血有淚的作品看來，她所表現的詞作正是當時受難者的心理，也正是當時所有流亡者所遭遇國破家亡的呼喚。李清照個人生活的影子和那個時代的背景是永遠聯結在一起的，而這些作品不隻是生活的紀錄，也是一個不屈者生命的流露。所以，李清照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群眾的心聲。她能成為中國曆史上文學成就最高的女詞人，誠非偶然的事。
豪放派背後的特色人生
豪放派是宋詞的又一重要流派，豪放之作在詞壇振起雄風，注入強烈的愛國精神。與其說宋詞能給人一種美的享受，不如說更能給人以豪放氣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豪放詞的經久流唱，除了詞本身的魅力之外，其背後又暗含了多少不為後人所知的故事？
蘇軾——以淡泊對人世
北宋自慶曆新政起，圍繞著革新與守舊問題，黨爭不斷。南宋朝廷則始終存在主戰與主和的鬥爭。趙官家為了確保政權集中於皇帝之手，采取了執政分權、職務流動、台諫言事、厲行貶謫等措施，使為官者總處在如履薄冰、浮沉不定的狀態中，升、降、出、入非常頻繁。官員穩步升遷、長居要職者較少。官員們因種種原因被貶謫，謫居之際，難免心有餘悸，一麵慶幸罪未及死，一麵擔心會有更大的禍患。其於此際自號居士，往往有遠離是非、祈求安全之意。
如果說柳永對功名的好惡，主觀傾向、情感成份較重的話，那麼蘇軾對人生的審視，則要冷靜得多。蘇軾的人生思考，帶有哲理性的思辨。他不隻是根據生活的遭遇去看待功名，而是從生命的存在價值及意義方麵去解剖人生，認識自我。
蘇軾，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他的家庭富有文學傳統，祖父蘇序好讀書，善作詩。父親蘇洵是古文名家，曾對蘇軾和其弟蘇轍悉心指導。母親程氏有知識且深明大義，曾為幼年的蘇軾講述《後漢書·範滂傳》，以古代誌士的事跡勉勵兒子砥礪名節。當蘇軾21歲出蜀進京時，他的學識修養已經相當成熟了。
蘇軾因烏台詩案被貶黃州和因元祐黨禍遠謫嶺海，其政敵實有置其於死地的意圖。謫居生活在物質上極其貧乏：
“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東坡前集》卷30《答秦太虛書》）
“（儋州）新居在軍城南，極度湫隘，粗有竹樹，煙雨蒙晦，真蜒塢獠洞也。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與程秀才三首》之一、二，見孔校《蘇軾文集》卷55）
精神上的孤獨、苦悶更令他難堪：“我謫黃岡四五年，孤舟出沒煙波裏。故人不複通問訊，疾病饑寒疑死矣。”（東坡前集》卷14《送沈逵赴廣南》）
在這種情況下，生存成了人生的最主要問題。蘇軾對仕途幾乎不敢存任何樂觀和幻想，他隻是力求以自己的曠達和睿智去消解精神壓力、調解生活、自我保護，堅強而且樂觀地生活下去，而且還須時時小心謹慎地提防政敵再尋事端。他曾描述過貶謫期間如驚弓之鳥般的心境：
“黃當江路，過往不絕，語言之間，人情難測，不若稱病不見為良計。”（《東坡續集》卷4《與滕達道書》）
“得罪以來，不複作文字，自持頗嚴。若複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複袞袞多言矣。”（《東坡續集》卷4《答秦太虛書》）
62歲到儋州，他自料已難生還，在《到昌化軍謝表》中說：
“並鬼門而東騖，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而臣孤老無托，瘴鬁交攻。子孫痛哭於江邊，已為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東坡後集》卷13）
而當他憑著超人的智慧和曠達在海南度過三年艱苦歲月，九死一生地獲得北歸的機會時，他自己都覺得實在是萬幸：
“鶴骨霜鬢心已灰，青鬆合抱手親栽。問君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東坡後集》卷7《贈嶺上老人》）
當這位文化老人對曆史發出如此深沉的叩問時，他雖然不知道後來者還有誰，但他必定已經預見到了九死南荒的生命悲劇還會不斷重演。果然，他離開此地還不到半個世紀，李綱、趙鼎、李光、胡銓等忠義之士便相繼被流放到了這個天涯荒島。
與王安石相比，蘇軾在遠離官場、閑置山林之時，表現出一種更為強烈的“歸隱”意識。雖然蘇軾一生並未真正地隱退，但思想上卻極力想創造一個屬於“自我”的個體生活模式。前人曾言，蘇軾詞“使人甘心淡泊，而有種菊東籬之興”。（《宋六十一家詞詞選例言》）蘇軾在詞中數次言及淵明，其詞思想實質也滲透了“南山”精神，對陶氏的生活態度極為讚賞。“夢中了了醉中醒，隻淵明，是前身。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江城子·夢中了了醉中醒》）此詞作於東坡貶謫黃州之時。初次遭受官場傾軋，心情肯定十分不快。從他在黃州的所作所為，如訪僧尋道，耕藕“東坡”，且開始大量創作詞作，可以看出詞人在積極調節自我身心，抗禦外界的磨難與壓迫。因而他從陶淵明身上也感受到人格力量。蘇軾的《臨江仙·夜飲東坡醒複醉》據說傳出後在當地引起慌亂。“翌日喧傳子瞻夜作此辭，掛冠服江邊，拿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酞聞之，驚且懼，以為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奸如雷，猶未興也。”（葉夢得《避著錄話》）此為時人僅從東坡詞字麵理解而引起的笑話。詞作上片似為人物夜遊的實寫記錄，其實不然。我們對詞意所指應從更深層次，即詞人現實不遇來理解，否則換頭文意便無法相連。下片中，隱含了詞人反省人生後較為清醒的自主意識，抒發了詞人欲以一葉扁舟浪跡江海的情懷。詞中人物所探求的實踐活動，其意義並不在行為本身，而是作者思想境界對個體生存煩憂的解脫。蘇軾在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已不是對政治的畏懼，而是尋求自我獨立人格的實現，蘇軾之曠達超逸是人所難及的。他對於出入進退及榮辱窮達的確有一番隨緣自適、隨遇而安的超脫態度。貶謫生涯使蘇軾更深刻地理解了社會和人生，也使他的創作更深刻地表現出內心的情感波瀾。
蘇軾曆經仕途滄桑，飽受人世糾葛的磨難，尤其是步入不惑之年後，他便很注重加強自身修養，提高抵禦外界壓迫的能力，以一種淡泊的心境對待人生。他不僅視名利為虛無，而且也認識到糾纏於此種名利得失損傷心神。對追名逐利，他似乎甚為淡泊，總是以輕蔑的口吻言及：“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幹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且趁閑身未老，盡放我些子疏狂。百年裏，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滿庭芳·蝸虛名》）虛名、微利，在他看來皆不足道，也無甚操忙的必要。此類得失皆命中注定，無法由主觀定奪，故詞人不願為人世利欲而用心費時，甘願及早狂放自任，酣飲昏醉，隨其自然地了卻生涯。這其中隱含著前世因緣的宿命觀念，確實可致詞人消極放縱地對待人生。但“事皆前定，誰弱誰強”出自一個有非凡抱負的人之口，不能不說其中包含著深重的人生之痛。
蘇軾從人生角度去探究人生奧秘，去麵對逆境人生。其實，他認為人生如夢，是有著豐富的生命內涵的，並不是簡單的消極悲觀思想，而是一種豁達的人生體驗，甚至是一種激進的人生態度。蘇軾的“人生如夢”是在吸取傳統人生思想和個人生活體驗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套苦難——省悟——超越的思路。
蘇軾的人生之夢一直在順境與逆境的出入中，困惑著，前進著。出和入的問題，是中國文人麵臨的最大人生課題。出和入的矛盾，中國儒、釋、道三家已提出過不同的解決途徑。儒家以入世為基本精神，又以“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作為必要的補充；佛教講究出世，道家追求遁世，他們又與儒家的“窮則獨善其身”相通。蘇軾對此三者，染濡均深，又能兼容並蓄，在入世與出世這兩個方麵的矛盾、碰撞與激蕩中，使內在的分裂得到融會、統一與整合，從而達到一種天趣洋溢、生機浩蕩、超然無累、自足完滿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