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三國，對我而言是一種純粹的愛，隻有熱愛、沒有功利。寫三國也一樣，所有的快樂都來自寫作本身，寫作不是一種煎熬而是一種享受，在日常學習、閱讀的過程中不由得會產生思想的火花，渴望把它記錄下來，即使再忙也會擠出時間去做這件事。2010年夏天，我所供職的公司由北京複興門的遠洋大廈搬到了東直門的東環廣場，那時住在玉泉路的嘉德公寓，平時坐地鐵上班，公司搬家後在地鐵裏的時間成倍增加，為了不浪費時間，我買了一部有手寫功能的電子書，在地鐵裏開始了“寫三國”，上班的路上一般能寫七八百字，下班一樣，回去導入電腦，整理一下、補充補充就是一篇小稿子，用這種方法我先後寫了100多篇有關三國的文章，成為後來出版的《機關：從三國偷學到的99個非常手段》《浪花淘盡英雄》兩本書的主要內容。
從愛三國、讀三國到寫三國，使我對三國這段曆史和那些曆史人物不斷有了新認識，而走進一個個三國的“曆史現場”又讓我對曆史的認識有了更多的具象，使認識得到了升華：登上漢魏許縣故城遺址上的毓秀台，體會到的是東漢帝國日薄西山的荒涼；站在臨漳的銅雀三台故址上，體會的是曹操當年“橫槊賦詩意飛揚”的豪邁；秋風時節登上關中平原最西端的五丈原，感受到的是秋風凜凜、“出師未捷身先死”的悲壯……在白帝城、在赤壁、在隆中，在蔡文姬的故裏，在孫權、劉備、諸葛亮等人的墓旁，在這一個個曆史的現場，不僅有“念天地之悠悠”的幽思之情和朝拜之情，更有還原曆史、追尋曆史細節的快樂，心靈裏也總會感受到那撞擊曆史回音壁的絕響。
但也有遺憾，迄今為止雖然寫了八部三國曆史人物傳記，總字數近300萬，但還沒有寫過一部全景式的“三國史”。對寫史而言，傳記相對容易些，因為隻需要照顧主要人物的生平事跡即可，其他人和事與他們雖有交叉，但交叉是相對有限的，全景式的曆史則不然，需要關照方方麵麵的人物及其關係，時間不能亂，又不能記成“流水賬”。
所以這次出版《三國全史》又是一次全新的挑戰，它不是將傳記素材拚接起來那麼簡單，而需要從宏觀上重新把握、從微觀上重新組織。所幸的是，當年在讀書學習的過程中便很注意對史料的整合、厘清，曾花了大量時間把《後漢書》、《三國誌》及裴鬆之注、《晉書》、《華陽國誌》等史書以及《全三國文》、《三曹詩集》、《建安七子集》等一一拆分，按時間順序將它們重排，起於漢桓帝本初元年（146年）止於晉武帝泰始元年（265年），跨度120年，每年一篇，所有事件能精確到日的精確到日，能精確到月的精確到月，最後得到了數百萬字的讀史筆記。
愛三國，對我而言是一種純粹的愛，隻有熱愛、沒有功利。寫三國也一樣，所有的快樂都來自寫作本身，寫作不是一種煎熬而是一種享受，在日常學習、閱讀的過程中不由得會產生思想的火花，渴望把它記錄下來，即使再忙也會擠出時間去做這件事。2010年夏天，我所供職的公司由北京複興門的遠洋大廈搬到了東直門的東環廣場，那時住在玉泉路的嘉德公寓，平時坐地鐵上班，公司搬家後在地鐵裏的時間成倍增加，為了不浪費時間，我買了一部有手寫功能的電子書，在地鐵裏開始了“寫三國”，上班的路上一般能寫七八百字，下班一樣，回去導入電腦，整理一下、補充補充就是一篇小稿子，用這種方法我先後寫了100多篇有關三國的文章，成為後來出版的《機關：從三國偷學到的99個非常手段》《浪花淘盡英雄》兩本書的主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