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林未給我打電話，就把三媽和富貴給我領來了。大林一有事，就沒有了主意，他要解決問題，拿手好戲就是把他的難題轉化成我的難題。我剛剛和編輯部主任薛雨露發生了爭執，此時正坐在木格子裏思忖要不要辭職。薛雨露是一個心胸比酒盅還要小的女人，她年齡不過三十出頭，但已經是一個官場老手了。她和孫社長形似父女，但其實呢，誰都不把他們當父女看待。在報社裏，她成了沒人敢挨的烙鐵。誰要是言語不慎，一句玩笑沒開好，就會給自己帶來禍害。早上一句無意中冒出的話，連午飯時間還沒到，就已飄進了孫社長的耳朵。薛雨露向孫社長打小報告，並不是原封不動地抄襲，而是總要添油加醋，把一個彈弓能誇張成一個射程萬裏的導彈。
活該倒黴，不偏不倚，薛雨露恰巧就成了我的頂頭上司。她就像個女皇一樣，那些女記者女編輯舌頭甜甜的，嘴唇油油的，都姐呀姐呀地稱呼她，有的明顯比她年齡大；她們都用小恩小惠孝敬她，或給她買一件流行的高檔披肩，或送她香水呀手鐲呀之類的玩意兒，或請她喝茶請她看演出。參加新聞發布會，紅包也免不了給她索要一份。隻有一位名叫羅宵的女記者是個直腸子，看不慣薛雨露的做派，常常衝著薛雨露吼叫，結果呢，吃虧的隻能是她自己：她連續三個月完不成任務，每月的考核表上都填著“不合格”三個字。羅宵眼看自己在報社呆不下去了，就和薛雨露大吵一頓，然後辭職而去。不過羅宵確實也有自己的本領，她辦了個美容院，自己做了老板。羅宵離開報社後，和我一直有電話聯係，她很少和我再聊報社的事了，而是煽動我給她的美容院介紹客人；介紹成功一個，回扣二百；介紹成功兩個，回扣就變成了五百。
社會新聞部裏隻有我和另一個小夥子兩個男的。這個小夥子叫項文化，大家都稱呼他小項。小項是個稀裏糊塗的人，成天迷迷糊糊的，一副沒睡醒的樣子。整整一天，辦公室裏都看不到小項的蹤影。隻是到下午快下班的時候，人們才發現小項撲撲踏踏地走了進來。他一來，就展開一份外地的報紙，抄起了新聞。成都報紙上有篇“成都老鼠街頭咬傷人”，他隻需改動兩個字，變為“越北老鼠街頭咬傷人”；一份安徽報紙上刊登“合肥野廣告泛濫成災”，他就抄成“越北野廣告泛濫成災”。但小項不但不受批評，還年年是先進。這倒不是小項在巴結薛雨露，而是因為小項有一個令人羨慕的父親。他父親是省上的領導，薛雨露通過小項的父親，把他從部隊複員的弟弟薛力含，安排進了省政府。薛力含經常到報社找小項，他的身後總是跟隨著濃妝豔抹的女郎；據人家說，薛力含在鬧市區開了個歌舞廳，那些女郎就是歌舞廳裏的坐台小姐。
羅宵離開報社，無疑是我的一個損失。曾經的倒數第二，立刻就成了倒數第一，我成了部裏惟一的一個異類。一個四十歲的大男人，頭上蹲坐著一個年輕的女孩子，心裏本身就已經別扭。何況這個女孩子沒有丁點孩子氣，很有點女光棍的脾氣。她不刁難我，仿佛顯示不出來她是個領導似的。我辛辛苦苦采來的新聞，她瞥一眼就在它上麵打上大大的一個叉，而且沒有任何理由。我也嚐試過跟她搞好關係，但她卻誤以為我比較好色，在打她的主意。於是她變本加厲地給我難堪。就在大林和三媽、富貴來之前，我寫了一篇城市打工者自殺狀況的長篇通訊，遞交到她的手裏，結果被她以影響社會安定團結為由槍斃。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我和她吵了幾句嘴；我知道，她會立刻把我告發到孫社長那裏。我在孫社長那裏，早已經是聲名狼藉。孫社長見了我，眼皮耷拉著，頭擺向一旁，他那西葫蘆狀的禿頭上，飄搖著兩三根枯發，看起來頗為滑稽。
就在我悶坐在辦公桌前，琢磨著要不要寫辭職報告的時候，一個剛從外麵走進來的女記者對我說，門口有人找我，保安攔住了他們，不讓進來。我走出去，就看見大林等人。大林一見我，就劈頭蓋腦地說，他下決心不在李甜甜那裏幹了；李甜甜給他母親發凶，也讓他當眾丟盡臉麵，他堅決不幹了，堅堅決決不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