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於夾縫中的森工“企業”，體製上的困惑除了上麵談到的“企業”與“事業”不分外，還有一個突出問題便是與地方政府乃至地方老百姓的矛盾。
森工“企業”過去在“森老虎”時代不是省屬便是州屬企業，人員絕大多數來自內地，自從效益滑坡和實行天然林禁伐後，各種矛盾出現了：
道孚林業局規劃設計了３６萬公頃（５４０萬畝）天保工程作業地，但鄉政府和老百姓們認為破壞了草場，不讓栽，縣政府來協調後仍然栽不下去，甚至過去林業局的跡地也被老百姓們占用了；
鬆潘林業局在幹旱河穀邊植的樹，一次又一次被老百姓齊腰砍斷，甚至補種一次砍一次；
川西林業局修建的甲司口電站長期收不到電費，僅２００１年地方各單位便欠費４０多萬元；
馬爾康林業局和當地發生了林地之爭，林業公安幹警挨了打、槍被槍，中層幹部也有人挨打，某地方領導揚言：“馬爾康林業局的事沒得我點頭一律不準辦！”
壤塘林業局３０１工段的一些住房被當地的農牧民強行拆去，木板也被拿走。在林政管理中，林業局和當地農牧民多次發生衝突乃至打架，林業局和地方政府也有利益之爭。
有人曾建議將這些森工骨幹企業全部下放到縣，與縣林業局合並，但目前這方麵的條件似不成熟，正如有的職工反映的那樣：如果真下放了，可能上訪的更多，不但退休的上訪，連在職的也要上訪了！
目前，這些“大森工”職工們的生活仍然是艱難的。發達國家進入信息社會和知識經濟，大城市裏的人們已經流行“選美”和時裝表演，而他們卻仍然生活在以手工勞動為主的農耕時代。有的職工已經感覺到自己和外部世界的隔膜，在享受短暫的探親假時，竟常常提前回到林區，原因是：看不慣外麵的社會。
造林時節，他們仍然會四五點鍾就起床上山，直到天黑才回來。屁股上掛個玉米麵饃饃——有時被老雕叼走，就得一直餓到天黑……冬天巡山時，由於林區不準生火，睫毛和胡子上都是冰，雙腳凍得失去了知覺，下山後鞋都凍得脫不下，要坐在火爐邊烤一陣後才能脫下來……
考察中我曾到過阿壩州極其偏僻的國家級貧困縣壤塘，並到了竹柯溝的壤塘林業局３０１工段，和那裏的林業工人們進行了座談。
竹柯溝是一條很窄的小溝，但長期以來木材就從這條小溝裏漂出，進入杜柯河再進入大渡河。竹柯溝雖然隻是一條小溝，但溝邊仍然有高聳的岩石，溪水擊打著岩石，濤聲訇然，竟有些像雷鳴。
工人們住的房子是３０年前用泥土、木板和小木棒蓋上油毛氈搭成的，泥土地，冬天很冷，被子上都有霜，而夏天則會漏雨。
座談時，工人們最擔心的便是“大森工”和縣上“小森工”合倂的問題，瘦瘦的工段長崔顯超說：“我５４歲了，從１８歲起在林業上幹了３６年，山上像我這樣的老同誌已經不多了。我一輩和樹林打交道，從砍樹到栽樹，我喜歡這工作，也舍不得這一片樹林。真要和縣上合並了，把樹林交了，我們搞一輩子，就啥都沒有了……”
另一位斑白胡子的老工人支均常也擔憂地說：“把我們交縣上，縣上正在搞下崗，我們跟縣上沒有關係，準讓我們先下崗，讓那些不懂造林的人來造林……”
下崗分流，的確是林業工人們麵對的又一個嚴峻問題。
“天保”資金逐年減少，迫使各“大森工”不但將職工們的退休年齡提前（規定男工５５歲必須退休），而且還將讓一部分工人“分流”。
“分流”以後幹什麼？林業職工是特殊的群體，多年來遠離外麵的世界，技術又十分單一，長期以來住在深山老林，既沒有報紙更沒的電視，不會用電腦、不會開汽車、不會說英語，到哪裏去自謀職業？又怎樣參與殘酷的市場競爭？
當然，下崗和分流的壓力不僅對“大森工”，對“小森工”同樣存在。在四川省天全縣林業局漂亮的辦公區門口，我曾注意到了一對４０歲左右、在寒風中瑟縮著賣鹵肉的夫妻，他們的生意十分清淡，在街頭上從早站到晚，最多一天也隻能賣一二十元。除了成本和稅收還有什麼？經過詢問，知道他們過去都是林業係統的職工，現在都下了崗。丈夫以每個月６００元的代價“買斷”了工齡，得了不到１萬元，妻子就更少，兩人加在一起隻有１．６萬多元。後來一打聽，當地林業係統下崗的還大有人在，天全縣林業局辦公室主任的妻子以每月５００元的價格“買斷”了工齡，得了８２００元，警督的妻子也是如此，全家人從此便靠丈夫６００來元的月薪養活三口之家……
除了職工還有職工子女也是“大森工”目前麵臨的一大問題。林業職工的子女大部分文化水平較低，又無其它技能，１９８４年以後，森工部門停止招工，這些子女便隻能在家“待業”。許多家庭兒子無業，孫子也無業，全家隻靠老爺爺微薄的工資生活，於是便成為不安定的因素。川西林業局有２００多個職工子女就業無門，為了養活他們，一些幹部甚至副局長下班後都要種地。壤塘林業局２０００年有職工５５７人，但隨局的家屬子女卻達７２６人，其中無業的有４２９人，有的甚至二至三代無業……
為了“穩藏安康”，各林業局都想了很多辦法，包括給職工子女們一點造林和管護的任務，這些人自己也種點洋芋、挖點藥材、撿點菌子等等，但隨著“天保”任務的減少，矛盾將更加尖銳。
針對目前森工行業“轉軌變型”中這些複雜的問題，各地都提出了一些建議，歸納起來大概有這樣一些：
豁免森工企業過去所欠的各種稅、費；
對森工企業銀行債務先實行掛帳停息，然後由經貿委、銀行及林業部門對企業進行清產核資，對確實因停采造成無力償還的銀行債務，通過呆壞帳衝銷等方式予以解決；
明確“大森工”的性質——到底是企業還是事業單位，不同的性質應有不同的政策；
根據“大森工”曆史所形成的特殊性，在對待退休、下崗等問題上，不應和其他行業一樣采取“一刀切”的政策；
國家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幫助解決森工部門離退休人員相關問題；
調整“天保”作業單價，使森工部門增強發展後勁；
將社會服務機構與森工企業進行剝離；
采取措施（包括製定必要的法律、法規）協調林牧矛盾及“大森工”與地方之間的矛盾。
這些建議有可行的，也有不可行的，但對百萬森工大軍這個特殊群體，國家確有必要認真進行研究了。
１９３２年美國森林學家巴？貝克在仔細考察美國的森林狀況後，向當時還任州長的羅斯福提出建議：能不能派２５萬失業青年去植樹造林，羅斯福立即回答：“能派３０萬人去嗎？”
後來，在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９年間，至少有３００萬美國人在民間資源守護隊工作過，他們為美國的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讓美國擁有了巨大的經濟潛力，以致終於成為世界上唯一的一個在打一場世界大戰的同時，又能提高生活水平的國家。
我們是不是應該對美國的做法進行借鑒，采取更強有力的措施保護我們的森林和植樹造林隊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