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人類的搖籃——從“吉祥之地”到“災害之所”——“五把斧頭”一齊砍——金沙江伐木大會戰——愚昧、狂熱和毀滅性破壞——火災和“無煙的火災”
森林：人類的搖籃
森林被稱為”地球之肺”，我們常常惋惜地慨歎寶貴的熱帶雨林每年正以１７萬平方公裏的速度消失，恐懼地擔心著這一現象可能給人類帶來的巨大災難，但是長期以來，對自己身邊大自然綠色瑰寶的消失卻熟視無睹，而且為了各種短期利益，還振振有詞地為各種毀壞森林的行為辯護，甚至千方百計地加速這一毀壞的進程。
１９９９年２月國家林業局宣傳辦公室和北京零點市場調查與分析公司選擇北京、上海、廣州、武漢、成都五市共同組織了一次很有意思的調查，內容之一是“１９９８年我國特大洪災與森林資源遭破壞之間的關係”，調查結果，五個城市受訪公眾中９２％認為，森林資源遭受破壞是導致１９９８年特大洪災的重要原因。
這是公眾的覺醒。
人類的搖籃在哪裏？在森林。
森林被稱為“陸地生態係統的主體”和“總調度室”。
呼吸是生命存在的標誌，但是人類呼吸的三分之二氧氣卻來自這不知疲勞的綠肺。據科學家們計算，大約１０平方米林地或５０平方米草地，就能夠吸收人們一天呼出的二氧化碳並供給一天所需的氧氣。
森林是大氣重要的“清潔工”。樹林在進行光合作用的時候，會把大氣中的二氧化硫、氟化氫等有毒氣體一起吸進樹葉裏，讓它們大大減少對人體和環境的破壞。據測試，１公頃（１５畝）柳杉林每年可以吸收二氧化硫７５０公斤，１公頃刺槐林每年能吸收氯化物４２公斤，垂柳、柑桔、月季、丁香、菊花等都能吸收二氧化硫；刺槐、臭椿、檜柏等可以吸收氟化氫……在清除這些有毒氣體的同時，森林還是天然的“除塵器”，樹葉吸附、滯留粉塵的能力比裸露的地麵強７５倍。１公頃的山毛櫸樹一年吸附的粉塵竟有６８噸之多——相當於每個月掃除了一個半汽車的空中垃圾！每公頃的鬆樹林每年也可以吸附粉塵３６噸。有的樹木分泌物還有很強的殺菌能力。例如桉樹分泌的殺菌素可以殺死結核菌和肺炎菌，鬆樹的分泌物可以消滅白喉、肺結核、痢疾等細菌……
森林裏還含有大量負離子，能夠調整人體的新陳代謝，提高免疫功能，對許多疾病都有良好的治療效果。因此，世界上百歲以上的長壽老人大多生活在森林茂密、風景優美的地方。
作為自然界結構最複雜，功能最齊全，物種最豐富，生產力最強大的資源庫、基因庫、蓄水庫乃至維護生態平衡的樞紐，森林除了在淨化空氣、減少汙染方麵的作用外，在調節氣候、防風固沙、涵養水源、保持水土、改良土壤、保持生物多樣性等方麵也發揮著巨大的功能，在生物世界和非生物世界的能量交換中，也有獨特的作用。
因此，隻有實現了森林的可持續發展，才能實現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人們常用“山青水秀”四個字來描繪大自然美麗的景色，是的，“水秀”總是和“山青”聯係在一起，沒有山上鬱鬱蔥蔥的綠樹，又怎麼會有一江清澈見底的碧水？
據四川省林業科學研究院多年測定，每公頃（１５畝）林地比無林地最少能多蓄３００立方米水，而泥沙流失量僅為無林地的１／４４，也就是說，５萬畝森林的保蓄水量相當於一座１００萬立方米的水庫，與此同時還大大減少了泥沙之害。在“減洪增枯”方麵森林也有獨特功能。據測定，在降水量相同的情況下，２５度山地的林地徑流速度僅為荒山的１／４０，林中降雨量的６０～７０％都被吸入地下然後彙入江河，不但涵養了降水，而且大大減少了洪水的發生。在發生大風的時候，由林邊向林內深入３０至５０米，風速便可以減少３０～４０％，如果深入２００米，便基本平靜無風，因此森林又是防止風沙的綠色屏障。
除了以上這些功能外，森林本身還具有巨大的經濟價值乃至美學價值，不但對經濟發展有重大作用，而且對人類的精神生活也有重要意義。正因如此，１９世紀歐洲著名作家盧梭便以熱愛森林著稱，他每到一處總是先要觀察一下“窗外是否有一片動人的綠色”；而中國唐朝的著名詩人王維才會寫出“獨坐幽篁裏，彈琴複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荊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等千古流傳的詩句。
中國林科院院長江澤慧曾說：人類數千年文明史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一部對森林的破壞——認識——再破壞——再認識的演變史，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無一例外。
而一位著名生物學家說：“人類給地球造成的任何一種深重的災難，都莫過於如今對森林的毀壞！”
是的，當人類從地麵上直立起來以後，也就開始了對森林的砍伐。１萬年以前，森林和林地曾占世界陸地的三分之二，麵積達７６億公頃以上，但是經過人類的砍伐利用，目前已經減少到不足２８億公頃。以致一位林業專家曾說：“當你從１數到１０的那一刹那，地球上就有１０英畝原始森林被砍伐而消失！”
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文明都伴隨著森林的毀滅而衰落。法國、德國、瑞士在工業革命後曾大量毀壞森林，使原始森林幾乎砍伐殆盡，終於使自然災害接連降臨。法國和德國往往洪災之後又遭幹旱，而瑞士雪崩、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災害接連不斷。痛定思痛，瑞士製度了《森林條例》，嚴格規定無論出於何種原因占用林地和砍伐林木都必須呈報有關部門備案和審批，而且必須砍多大麵積種多大麵積，砍多少棵種多少棵，還必須在指定的地方種。《森林條例》終於拯救了瑞士，使瑞士人自豪地說，我們在１１０多年的時間裏“沒有丟一棵樹”，“沒有森林也沒有瑞士”。法國自１９６５年以後大規模興建林業生態工程，使森林覆蓋率達到了２７％；德國在昔日幹旱的高原大規模造林，使森林覆蓋率達到３０％，基本消除了水患。
我們的近鄰日本和韓國，對森林都十分重視。１９７３年以來，韓國連續實施了兩個“治山綠化”十年計劃，１９８８年又推行了“山林資源化計劃”，森林覆蓋率達６４％。日本人口密度大，二次大戰後曾一貧如洗，但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沒有砍伐森林，還勒緊褲腰帶遠涉重洋去澳洲購買木材，近年來也一直從中國進口方便筷，因此森林覆蓋率一直高達６６％。
我國曆史上也曾是森林資源豐富的國家，古代的中華大地上，到處都是美麗的森林，直到西周，森林覆蓋率還約占國土的一半。以後由於人口的急劇膨脹，對森林大量消耗，到清初降至２６％，１９４９年僅為１２．５％。經過植樹造林和天然更新，１９９８年為１３．９２％，不但大大低於世界２７％的平均水平，而且由於天然林繼續被大量砍伐，因此森林的質量大大降低，生態防護效益也大大縮減。
１２～１３％的森林覆蓋率，在世界上排在１２０位左右，僅僅比非洲撒哈拉幾個沙漠國家略略靠前一點。
１９９０年全球人均森林麵積為０．６公頃，發達國家為１．１公頃，發展中國家為０．５公頃，而我國僅０．１２公頃（１．８畝）。
在森林覆蓋率大幅度降低的同時，便是自然災害的直線上升。從公元前２０６年到１９４９年２１５５年間，據史料記載，平均每１０年有較大洪災１次。但２０世紀９０年代長江在６年中就發生４次洪災和特大洪災。
四川西部、長江上遊重要的水源涵養區和水土保持地帶自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以來，曾有２０多個森工局、１０萬人以上的“森工大軍”大麵積采伐天然林幾十年，並且曾經從全國各地調集人馬組織所謂“金沙江林區開發大會戰”，終於使大自然千百萬年留下的寶貴天然林資源受到了毀滅性的破壞。不但使金沙江、雅礱江、岷江、大渡河等長江上遊主要支流水土流失日益嚴重，成為１９９８年大水災的源頭地區，而且也使森工隊伍麵臨“資源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兩危”境地，當地各族人民也並沒有依靠“木頭財產”富裕起來，生活依然貧困。
四川的林業是全國林業的縮影。
東漢時期四川森林覆蓋率達６０％左右，盆周山地更普遍達７０～８０％。對森林的大規模砍伐可能起源於秦漢時期，最早的記載便是杜牧《阿房宮賦》的“蜀山兀，阿房出”。漢代已有管理川西木政的官吏；戰國時，巴蜀已經大量打造方舟、大舫船，晉代、隋代巴蜀的造船業更加發達，消耗了一定森林；唐宋時期井鹽業的發展，特別宋代“卓筒井”的發明，對森林的損耗更逐漸加大，據史料記載，宋代仁壽縣近山的森林已被伐光，隻得“奔走百裏之外”繼續采伐。
但是，對長江上遊森林真正的大規模砍伐，卻是在明清特別清朝中葉以後。
明代，今四川德昌一帶的“建昌杉板”已經成為四川的三大土特產之一，許多商人在安寧河、雅礱江一線大肆砍伐杉木，通過水運流放到江浙一帶，牟取暴利，據說一板十金到了江南可得百金。直到清代，金沙江四川雲南兩岸還有人深入大山砍伐紮筏出賣。與此同時，井鹽業、煉銅業對森林的消耗也極大。今雲南東川一帶本來植被就不夠好，銅廠更使“山林盡伐”，民間“爨薪幾乎同桂”。明清兩朝，由於長江中下遊森林資源已逐漸枯竭，因此長江上遊又成了“皇木”的主要采辦地。
清代中葉以後，長江流域人口激增，大量流民擁入，毀林開荒、燒炭挖藥、采金開礦……對森林和植被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四川富順一帶“有山皆空，無嶺不秀”，唐代“山林參天”的漢源一帶已“無林木”，大小金川“近山童童”，雲南東北的大關縣也是“童山濯濯”。明代末年三峽長臂猿便已絕跡，“兩岸猿聲啼不住”的景象便不複存在。
古人已經認識到保護林木的必要性，曆代的有識之士曾采取過一些保護森林的措施，明清以後對濫砍濫伐、過度墾殖帶來的後果也有所警覺，也形成了一些護林機製，但中央政府卻一直缺乏大規模護林的意識和行動。
隻是由於森林資源十分豐富，直到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四川的森林覆蓋率仍達３４％，５０年代初仍達２０％。以後在極“左”思想的影響下，出現了“大煉鋼鐵”及“文化大革命”等幾次空前絕後的大規模破壞，再加上人口膨脹，６０年代初終於下降到９％，直到８０年代也隻有１３．３％。５０多個縣的森林覆蓋率僅僅３～５％，約２０個縣甚至在１％以下。老百姓們為了解決燒柴問題，連樹蔸草根都挖光燒盡，能“煮熟紅苕”已是夢想，曾發生為搶奪一根枯竹而鬥毆傷人的慘劇，生態係統遭到了致命破壞，至今仍未恢複元氣。
從“吉祥之地”到“災害之所”
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是四川省２０世紀５０年代最早進行大規模木材砍伐的地方，１９５０年１０月阿壩州川西伐木公司成立，１９５０年底便在長江上遊岷江流域的理縣、汶川、茂縣一帶開始了采伐。長期以來阿壩州木材消耗量超過生長量的四倍以上，到８０年代末許多林業局便先後陷入了無林可采的困境。
２００１年７月，我沿岷江北上，經都江堰市和汶川，到達了川西林區首先開始伐木的理縣。
汽車駛過山青水秀的都江堰到達映秀灣後，一種意想不到的景象便在眼前出現了：道路兩邊山坡上的植被越來越差、越來越少，盡管是草木繁茂的盛夏，但卻是一片荒涼、一片死寂，根本看不到樹。有的地方長著稀疏的灌木和野草，有的地方連灌木和野草都沒有，隻有光禿禿的黃土，宛如西北的“黃土高原”。
我確實沒有料到，號稱“天府之國”昔日“蜀江水碧蜀山青”的四川，離成都僅僅２００來公裏的地方，竟是如此的淒慘。
除了荒山，還隨時都可以發現滑坡和泥石流留下的大片大片碎石和泥沙。
在荒山上，羌族古老的建築“維關古碉”雄偉而挺拔的身影出現了，映著遼闊無垠的藍天和灰黃而死寂的荒坡，憑添了一股蕭殺之氣。想起古人詠誦這裏的詩句：“藏歌鬆柏晴煙外，羌笛牛羊夕照中”，心裏不由得十分感慨。
理縣人口隻有４萬多，７０％以上是藏族和羌族。縣城雜穀腦鎮在岷江支流雜穀腦可畔。雜穀腦河古稱沱水，“雜穀腦”藏語意為“吉祥之地”，過去確是一個山青水綠的好地方，周圍群山連綿，河穀縱橫。考古發現，早在５０００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先民們便在這裏生息；三國時名將薑維曾在這裏屯兵；長征時紅四方麵軍經過這裏翻越鷓鴣山進入草地，當地有３８０多人加入紅軍。
理縣和岷江流域一帶大規模的森林采伐始於明清，民國成立後，自民國元年（１９１２年）起，便被軍閥們看成了搖錢樹。曾任四川西路軍統領的姚寶珊首先開辦了“森茂公司”，法國傳教士入股後擴大了公司，以後許多軍閥又先後開辦了各種公司在這裏經營木材，當時年漂運量便達到了萬餘立方米。
解放後國家在這裏開展了更大規模的伐木，川西伐木公司後更名為川西森工局，這個局不但有“四川森工發源地”之稱，與共和國同齡，而且人數眾多，最多時近６０００人。１９６３年，地方林業局也成立了，從此，國家、地方、集體、個人便都向森林舉起了手裏的刀斧。
解放初期，政府的有關部門還比較理解保護森林的重要，曾經在農村進行過護林教育，也頒布過護林的布告和通令，製定了伐木的申請製度，但１９５８年在極“左”思潮和不切實際的狂熱幻想中，一切製度和規定都被視作“小腳女人”的產物，對原始森林的摧毀性破壞便從理縣的米亞羅和阿壩州另一個采伐點馬爾康林區開始，逐漸擴大到川西乃至滇西北所有的原始林區。大自然幾百年乃至上千年培育出的一棵棵參天大樹在刀斧、油鋸和號子聲中轟然倒下，隨著大樹的倒下和拖運，又摧毀了數不清的小樹和森林中大大小小的其它植被……最後隻留下了滿山殘骸，滿目瘡痍。
昔日被稱作“流光則萬嶺嵌空，瀉影則千岩熳爛”的理縣雪山，終於變成了荒山禿嶺。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在對原始森林的浩劫中，很大一部分木材並不真正是為了“國家建設的需要”，而僅僅是為了滿足某種“政治虛榮心”或表現少數人的“政績”。１９５８年中國各地在工農業建設中毫無例外地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追求放“高產衛星”，農業上要實現“畝產萬斤”，工業上有自己的各種指標，川西森工局也不例外，目標是：年采伐量突破百萬立方米。為了放出這個“高產衛星”，伐木工人進入了一些條件極其惡劣、根本無法運出的深溝進行采伐。從１９８０年６月川西森工局一份關於木材浪費的調查報告中可以了解到，自建局到１９８０年３０年中，全局僅丟棄的木材便達４４．９萬立方米，其中５０年代末至６０年代初在深溝、遠山采伐後遺棄浪費的便占４０％——近１８萬立方米！１９５９年臨時組建的３１０場進入薛城小溝采伐，３年中共采伐１７萬餘立方米，但沒有運出、爛在山上的木材就達１２萬立方米之多！腐爛的木料阻塞了河道，雨季又迫使河流改道，衝毀了農田、衝走了社員……
據統計，截至１９９０年川西森工局九個伐木場已采伐森林３．４４餘萬公頃（５１．６４萬畝），為國家提供木材６２３．９萬立方米，這個數字意味著摧毀的活立木達１５００萬立方米左右，最高的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都曾突破了百萬立方米大關，以致８０年代以後便走入資源枯竭的困境，１９８５年以後被迫轉產。
除了國家的森工局在大量遺棄和浪費木材，民營采伐隊和老百姓也隨之效法。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０年，僅米亞羅、雜穀腦民營采伐隊便遺棄了木材３０００立方米；據不完全統計，僅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８４年全縣便發生了濫砍濫伐９１起，絕大部分未進行任何處理，到底砍伐了多少寶貴的原始森林，至今也沒有確切的統計。
隨著森林的砍伐，理縣也從“吉祥之地”變成了“災害之所”，１９９７年出版的《理縣縣誌》對當地的自然和生態狀況是這樣描寫的：
山高坡陡，土地貧瘠，水土流失嚴重，耐旱能力差。由於森林砍伐嚴重，生態失去平衡，幹旱日趨頻繁。……以伏旱為主，旱情嚴重時，大小溪溝水量減少，部分泉水幹涸斷流，田土龜裂，禾苗枯黃無收。
據１９９８年四川省遙感技術調查報告記載，全縣水土流失麵積已經達到２９００平方公裏，占全部麵積的６７％，已治理的僅僅７平方公裏，大量地區已經淪為自然災害的發源地，急需治理。
理縣地處四川盆地外圍山區向西部高山高原過渡地帶，地貌是典型的中山、高山峽穀區，峻峭的山嶺夾峙中是湍急的河流，地殼活動強烈，斷層發育，岩石破碎，先天條件本就並不優越，再加上後天對森林的過度砍伐，災難自不可避免了。
１９５８年大雨後，薛城鄉發生泥石流，衝毀耕地１０餘畝，磨房９間，橋梁１１座，死１８人。
１９７２年８月暴雨後，通化鄉、桃坪鄉發生泥石流，毀壞耕地１３畝，橋梁２座，房屋４間，卷走１７人。
１９７９年５月早晨６時許，甘堡公社四大隊爾補生產隊地下一聲悶響，隨即冒出一股煙塵，在１０多米的高空形成一朵黑色的蘑菇雲，兩分鍾後，又是一陣“轟隆隆”的巨響，地下又是一陣更加劇烈的煙塵衝起，在４０多米的高空形成了更大的蘑菇雲……頃刻之間，天塌地陷，地動山搖，大滑坡發生了！麵積達５萬平方米左右的山體轟然倒塌，泥土夾著石塊和水漿傾瀉而下，伴著令人恐怖的巨響直貫坡底，摧毀了公路，截斷了河流，一直撲向對岸，形成一個三層樓高的土丘……雜穀腦河斷流了，河裏七八斤重的大魚被泥土甩上了山坡；成阿公路被衝毀７０餘米，交通中斷１個月；一戶農民全家５口和８間房屋被埋進了泥漿；河邊養蜂的５個人和５０多桶蜂全部被吞沒；爾補生產隊的７０多畝耕地以及曬場、豬場和９頭牲畜也成了這次大滑坡的犧牲品。
１９８３年６月日底寨被泥石流衝毀耕地３０餘畝。
１９８４年７月樸頭鄉日足溝村被泥石流衝毀農田５０餘畝、水電站１座，中斷交通１１天。
１９８５年５月暴雨後日底寨村發生泥石流，公路被衝毀，被迫改道１公裏，中斷交通１０天，直接經濟損失２００餘萬元。
１９８９年５月甘堡鄉哈爾木溝暴雨後發生泥石流，衝毀成阿公路２３０米、農田９５畝、民房４３間、索橋１座、果樹３００餘株，公路中斷４０天。
１９８９年６月大雨後雜穀腦河流域多處發生滑坡和泥石流，受災麵積涉及１０個鄉、６２３戶、３５１５人。顆粒無收的耕地４４８畝，被淹沒的耕地１６７畝，裂縫的耕地４０畝，損失糧食２９．５萬斤、蘋果４８２４株、花椒１３８３株、其它果樹５０株，衝毀房屋１１１間、校舍６００平方米、鄉村公路５１．７公裏、橋梁５４座、郵電線１１．４公裏、淹沒電站１２座、堤灌設備８台，毀壞農用水溝１４８０條、高壓線４９８０米，造成２人死亡，８６戶被迫搬遷。
９０年代因為沒有完整的資料，也就不一一列舉了。
到理縣的當天我便去了雜穀腦河穀的甘堡鄉熊耳村，這裏，１９９２年曾發生過泥石流，當時，也是大雨之後，在一陣令人毛骨悚然和震耳欲聾的巨響中，熊耳山的岩石和泥漿傾瀉而下，挾雷霆萬鈞之勢直撲板子溝下的成阿公路，沿途的民房、果樹、耕地全被摧毀，成阿公路交通中斷兩個月之久，幸運的是，這次泥石流沒有造成人員死亡。
１０年過去了，熊耳山板子溝的傷疤仍然沒有治愈，泥石流溝仍然張著猙獰的大嘴望著藍天，山體還在繼續滑動。當汽車到達滑坡點附近時，司機小心翼翼地讓我們全部下車步行，並勸我們最好不要繼續前進，因為他擔心又一次滑坡會突然爆發……
站在荒涼的熊耳山上，山風很大，這時正是夏天，幾株灌木和幾叢野草在山風中顫抖，帶來星星點點的綠色，可以想像得到，冬天這裏隻是一片幹燥、貧瘠的黃土高坡了。
遙望對麵的山坡，也隻是一片黃，沒有莊稼，更沒有森林。山坡夾峙下是雜穀腦河，也是單調、渾濁的土黃色。
同行的縣林業局局長唐在全望著荒山感歎地說了一句：“這都是因為砍伐森林……”
副局長周德義——一位１９８０年北京林學院畢業的大學生——告訴我：“我的老丈人１９５３年就到了林業部門，現在他常常內疚地說自己是‘曆史罪人’……”
然而，我知道造成這一切的原因並不在於中國善良、順從的老百姓。
周德義指著對麵的山坡又說：“上麵住的是羌族同胞，日子過得很艱難，砍點燒柴要翻幾重山，附近不要說樹木、樹根，連草根都被燒光了……”
熊耳山上已經種植了許多槐樹、椿樹、柏樹……但長相並不好，在熾熱的陽光下，大部分的樹葉都被曬得卷了起來。唐、周兩位局長告訴我，這些樹是今年３月份種上的，山上沒有水，全靠人工背水澆灌，為了增加樹苗的抵抗力，還全部在苗根搞了營養袋。剛種上的時候，表現還好，有的還長高了二三十公分，但６月份以來，一連２０多天持續的高溫幹旱，使一些已經成活的樹苗又瀕臨絕境，個別的已經枯死了。他們歎息著說：“如果再有一個星期不下雨，這些樹絕大部分完了！”“隻要能挨過兩年到三年，它們也基本會成材了……”
但是，由於這裏的生態環境極端惡劣，也有不少直徑１０來公分的樹木是被旱死的。上一年縣林業局共造林６００多公頃（９０００多畝），但實際成活的隻有２００多公頃。
在蒼涼的荒坡上，在呼嘯的山風中，樹苗們頂著烈日顫抖著、掙紮頑強地生長，這種情況使人感動，也使人悲傷……
北京林學院畢業的周德義又從專業的角度向我談起了造林中的問題，他說：
“理縣的幹部和老百姓都是擁護天然林保護工程的，大家都說，再不能砍樹了，再砍就真的活不下去了！雜穀腦河穀已經成為幹旱河穀，到處一片荒涼。１９９８年天然林禁伐以來，我們已經人工造林２．４萬畝，封山育林３萬多畝，對１５０多萬畝林地進行了管護，但是，在這種地方造林十分困難。栽種的時候，有的地方要開渠引水，有的地方甚至用人工把水背到高山上。由於這裏年蒸發量是１７００毫米，降水量僅４００毫米，蒸發量是降水量的４倍多，因此種的樹成活率總是很低，補植的時間很長。國家２００１年給我們的造林經費每畝隻有２００元——其中國家投入８０％，地方配套２０％，而地方的２０％隻是一句空話，縣財政十分困難，貧困鄉的老百姓人平收入才３００多元，最窮的蒲溪鄉人平收入才１００多元，哪有錢搞生態？日本在這種幹旱河穀造林，每畝地要花兩千元左右，我們算了算，精打細算也得六七百元到１０００來元。因此，按目前的資金情況，我認為不應該遍地開花，應該一片一片地解決，搞喬、灌、草結合。先恢複草和灌木，在局部生態環境有了改善後再種樹……樹種也應該進行篩選。經過我們多年的觀察，認為側柏和岷江柏比較好，１９９８年從新西蘭引進了輻射鬆，效果也不錯，這種樹耐幹旱，耐瘠薄，沒有休眠期，如果條件好，一年可以長高４０公分，８至１０年胸徑可以達到２０公分。１９９８年引進了１０００株，當年成活率達到９０％，最高的長到１．４米，這９０％到現在全部存活了！”
後來他又仔細地算了一筆賬：輻射鬆每畝種植２２０株，營養袋樹苗０．５元一株，共１１０元；整地（必須采用大穴整地技術，樹坑要大）和栽種每畝人工費８０元，就這兩項便已經超過了１６０元，其它再加上引水工程、運費、管護費、補種費、工資、勞保等等，一畝地就六七百元甚至上千元了。國家每畝地才給１６０元，還要驗收當年成活率和三年存活率合格後才撥款，自不免影響當地造林的積極性，有的職工甚至說：“造得越多，虧得越多，誰造哩？”
在唐、周兩位局長的指引下，我特地考察了輻射鬆。這些鬆樹同樣被栽種在幹旱河穀的土地上，但都碧綠可愛，當地的幹旱、貧瘠似乎對這些可愛的幼樹並沒有多大影響。
沿３１７國道有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種植的行道樹，５０多公裏長，槐樹、楊樹、椿樹、女貞、梧桐……粗的胸徑已經４０來公分，細的也有１０多公分，綠蔭匝地，行走在中間，使人感到賞心悅目了。看來，隻要肯下功夫，理縣的植被仍然是可能恢複的。
如今，理縣最美的地方是米亞羅自然保護區。這裏１９９５年被四川省政府批準為省級風景名勝區，１９９８年被列入“人與自然生物圈”保護網絡，並被批準為省級自然保護區。
“米亞羅”藏語意為“好耍的壩子”。這裏海拔２９００米，清溪潺潺，林海濤濤。２０世紀５０年代森林采伐便從這裏起步。但由於川西林業局注意了采伐後的跡地更新，５０年代、６０年代都堅持在這裏種樹，因此山、水、林生態環境仍然良好，森林覆蓋率達７５％。夏天是避暑勝地，秋天更是“雲散千峰白，霜凝萬壑丹”，燦爛的金秋紅葉、獨特的藏羌風情聞名遐邇，麵積比著名的北京香山紅葉風景區大１８０多倍。特別深秋時節，紅葉從高到低、深紅、金紅、淺紅、金黃……斑斕瑰麗，層次分明，宛如一幅幅巨型油畫展現在遊人麵前，但是，又有哪一位畫家的作品能和大自然的傑作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