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
羅洪先
嘉靖戊申，先生門人錢洪甫聚青原，言年譜，僉以先生事業多在江右，而直筆不阿，莫洪先若，遂舉丁醜以後五年相屬。又十六年，洪甫攜年譜稿二三冊來，謂之曰：“戊申青原之聚，今幾人哉！洪甫懼，始堅懷玉之留。”明年四月，年譜編次成書，求踐約，會滁陽。胡汝茂巡撫江右，擢少司馬，且行，刻期入梓，敬以旬日畢事。已而即工稍緩，複留月餘。自始至卒，手自更正，凡八百數十條。其見聞可據者，刪而書之。歲月有稽，務盡情實，微涉揚詡，不敢存一字。大意貴在傳信，以俟將來。於是年譜可觀。
洪先因訂年譜，反覆先生之學，如適途者顛仆沉迷泥淖中，東起西陷，亦既困矣，然卒不為休也。久之，得小蹊徑，免於沾途，視昔之險道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然卒不為休也。久之，得大康莊，視昔之蹊徑又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乃其意則以為出於險道而一旦至是，不可謂非過幸。彼其才力足以特立而困為我者固尚眾也，則又極力呼號，冀其偕來以共此樂。而顛迷愈久，呼號愈切。其安焉而弗之悟者，顧視其呶呶，至老死不休，而翻以為笑。不知先生蓋有大不得已者惻於中。嗚呼！豈不尤異也乎？故善學者竭才為上，解悟次之，聽言為下。蓋有密證殊資，嘿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不副夙期者，多矣。固未有曆涉諸難，深入真境，而觸之弗靈，發之弗瑩，必有俟於明師麵臨，至語私授，而後信久遠也。洪先談學三年，而先生卒，未嚐一日得及門。然於三者之辨，今已審矣。學先生之學者視此何哉？無亦曰是必有得乎其人，而年譜者固其影也。
刻陽明先生年譜序
王畿
年譜者何？纂述始生之年，自幼而壯，以至於終，稽其終始之行實而譜焉者也。其事則仿於《孔子家語》，而表其宗傳，所以示訓也。《家語》出於漢儒之臆說，附會假借，鮮稽其實；致使聖人之學黯而弗明，偏而弗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求其善言德行，不失其宗者，莫要於《中庸》。蓋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發此以詔後世。其言明備而純，不務臆說；其大旨則在“未發之中”一言，即虞廷道心之微也。本諸心之性情，致謹於隱微顯見之幾，推諸中和位育之化，極之乎無聲無臭，而後為至，蓋家學之秘藏也。孟某氏受業子思之門，自附於私淑，以致願學之誠；於尹、夷、惠則以為不同道；於諸子則以為姑舍是；自生民以來，莫盛於孔子，毅然以見而知之為己任，差等百世之上，若觀諸掌中，是豈無自而然哉？所不同者何道，所舍者何物，所願者何事，端緒毫厘之間，必有能辨之者矣。漢儒不知聖人之學本諸性情，屑屑然取證於商羊萍實，防風之骨，肅慎之矢之跡，以遍物為知，必假知識聞見助而發之，使世之學者不能自信其心，倀倀然求知於其外，漸染積習，其流之弊曆千百年而未已也。
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
羅洪先
嘉靖戊申，先生門人錢洪甫聚青原，言年譜，僉以先生事業多在江右，而直筆不阿，莫洪先若，遂舉丁醜以後五年相屬。又十六年，洪甫攜年譜稿二三冊來，謂之曰：“戊申青原之聚，今幾人哉！洪甫懼，始堅懷玉之留。”明年四月，年譜編次成書，求踐約，會滁陽。胡汝茂巡撫江右，擢少司馬，且行，刻期入梓，敬以旬日畢事。已而即工稍緩，複留月餘。自始至卒，手自更正，凡八百數十條。其見聞可據者，刪而書之。歲月有稽，務盡情實，微涉揚詡，不敢存一字。大意貴在傳信，以俟將來。於是年譜可觀。
洪先因訂年譜，反覆先生之學，如適途者顛仆沉迷泥淖中，東起西陷，亦既困矣，然卒不為休也。久之，得小蹊徑，免於沾途，視昔之險道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然卒不為休也。久之，得大康莊，視昔之蹊徑又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乃其意則以為出於險道而一旦至是，不可謂非過幸。彼其才力足以特立而困為我者固尚眾也，則又極力呼號，冀其偕來以共此樂。而顛迷愈久，呼號愈切。其安焉而弗之悟者，顧視其呶呶，至老死不休，而翻以為笑。不知先生蓋有大不得已者惻於中。嗚呼！豈不尤異也乎？故善學者竭才為上，解悟次之，聽言為下。蓋有密證殊資，嘿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不副夙期者，多矣。固未有曆涉諸難，深入真境，而觸之弗靈，發之弗瑩，必有俟於明師麵臨，至語私授，而後信久遠也。洪先談學三年，而先生卒，未嚐一日得及門。然於三者之辨，今已審矣。學先生之學者視此何哉？無亦曰是必有得乎其人，而年譜者固其影也。
刻陽明先生年譜序
王畿
年譜者何？纂述始生之年，自幼而壯，以至於終，稽其終始之行實而譜焉者也。其事則仿於《孔子家語》，而表其宗傳，所以示訓也。《家語》出於漢儒之臆說，附會假借，鮮稽其實；致使聖人之學黯而弗明，偏而弗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求其善言德行，不失其宗者，莫要於《中庸》。蓋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發此以詔後世。其言明備而純，不務臆說；其大旨則在“未發之中”一言，即虞廷道心之微也。本諸心之性情，致謹於隱微顯見之幾，推諸中和位育之化，極之乎無聲無臭，而後為至，蓋家學之秘藏也。孟某氏受業子思之門，自附於私淑，以致願學之誠；於尹、夷、惠則以為不同道；於諸子則以為姑舍是；自生民以來，莫盛於孔子，毅然以見而知之為己任，差等百世之上，若觀諸掌中，是豈無自而然哉？所不同者何道，所舍者何物，所願者何事，端緒毫厘之間，必有能辨之者矣。漢儒不知聖人之學本諸性情，屑屑然取證於商羊萍實，防風之骨，肅慎之矢之跡，以遍物為知，必假知識聞見助而發之，使世之學者不能自信其心，倀倀然求知於其外，漸染積習，其流之弊曆千百年而未已也。
我陽明先師崛起絕學之後，生而穎異神靈，自幼即有誌於聖人之學。蓋嚐泛濫於辭章，馳騁於才能，漸潰於老釋，已乃折衷於群儒之言，參互演繹，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載，動忍增益，始超然有悟於“良知”之旨：無內外，無精粗，一體渾然，是即所謂“未發之中”也。其說雖出於孟某氏，而端緒實原於孔子。其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言“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也。而知識聞見不與焉。此學脈也。師以一人超悟之見，呶呶其間，欲以挽回千百年之染習，蓋亦難矣。浸幽浸昌，浸微浸著，風動雷行，使天下靡然而從之，非其有得於人心之同然，安能舍彼取此，確然自信而不惑也哉？雖然，道一而已，學一而已。“良知”不由知識聞見而有，而知識聞見莫非“良知”之用。文辭者，道之華；才能者，道之幹；虛寂者，道之原；群儒之言，道之委也，皆所謂“良知”之用也。有舍有取，是內外精粗之見未忘，猶有二也。無聲無臭，散為萬有，神奇臭腐，隨化屢遷，有無相乘之機，不可得而泥也。是故溺於文辭，則為陋矣。道心之所達，“良知”未嚐無文章也。役於才藝，則為鄙矣。天之所降，百姓之所與，“良知”未嚐無才能也。老佛之沉守虛寂，則為異端。無思無為，以通天下之故，“良知”未嚐無虛寂也。世儒之循守典常，則為拘方。有物有則，以適天下之變，“良知”未嚐無典要也。蓋得其要則臭腐化為神奇，不得其要則神奇化為臭腐。非天下之至一，何足以與於此？夫儒者之學，務於經世，但患於不得其要耳。昔人謂以至道治身，以土苴治天下，是猶泥於內外精粗之二見也。動而天遊，握其機以達中和之化，非有二也。功著社稷而不屍其有，澤究生民而不宰其能，教彰士類而不居其德，周流變動，無為而成，莫非“良知”之妙用，所謂渾然一體者也。如運鬥極，如轉戶樞，列宿萬象，經緯闔辟，推蕩出入於大化之中，莫知其然而然。信乎儒者有用之學，“良知”之不為空言也。師之纘承絕學，接孔孟之傳以上窺姚姒，所謂聞而知之者非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