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已經過去了76年，這段曆史雖已過去，但塵埃並未落定。
一篇曆史感言，引發兩岸較力
從西安事變後到1955年的18年間，除1937年12月蔣介石發表了一篇《西安半月記》作為國民黨方麵的官方基調來反映這個事件外，不論是國民黨、共產黨還是社會輿論，對這個曆史事件雖不時有所提及，但都沒有再就這個事件做出翔實的敘述。其原因從國民黨蔣介石方麵是害怕世人了解事變的原委、過程、真相；共產黨方麵則忙著建國安邦；而輿論界並不掌握事件的史實。
1955年，在西安事變中曾親身參與營救蔣介石的郭增愷，出於對老友楊虎城的情感和對曆史的責任，以少有的知情者身份寫下了《一個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西安事變十八周年感言》這樣一篇長達十萬字的文章，在香港《熱風》雜誌上連載。西安事變的真相從一個新的角度第一次係統公布於世。
郭增愷的文章一出，戳穿了蔣介石長期隱瞞事變真相，編造和歪曲曆史事實的許多謊言，在海內外引起強烈的反響與震動。
看到這篇文章，蔣介石急了。他一麵派特務給郭增愷寄去裝有子彈的恐嚇信，同時啟用已被他軟禁了20年的張學良。
1956年11月13日，蔣介石單獨召見負責管理張學良的保密局少將劉乙光，詢問張學良的讀書、身體及年齡，並命劉向張宣布兩項禁令：不準收聽中共廣播；不準同警衛人員接近。張聞聽之後，頗有震雷貫耳之感，“反複思維，深自反省”。緊接著蔣介石又下達了讓張學良寫出西安事變回憶的指令。張學良在日記中這樣記述：“老劉前日連夜去台北。今日返，午飯後來餘屋，告知我，彼係被總統召見，告他令我寫一篇西安事變同共產黨勾結經過的事實，再三囑咐要真實寫來，並說此為曆史上一重大事件。言後又再告劉囑餘要安靜。”於是，張學良按照蔣介石的吩咐開始撰寫西安事變回憶錄，一個月後完成了初稿。
1956年12月18日，劉乙光到達台北，將張學良的回憶長函麵交蔣介石。同月20日，蔣即傳喚劉乙光，聲稱“（張學良）對共產黨（的認識）已有進步，我甚安慰。他將來對革命還可以有貢獻”。同時命劉將郭增愷的文章轉交張學良，要張在回憶錄中加以駁斥：“這篇東西（指郭文）對我們倆都有關係，必須有以辟明以示後人。”言談之間，給劉的感覺是，蔣“需要甚急”。
郭增愷因不是張學良的部下，事過多年，張對郭已記不清了。但為了完成蔣交代的任務，張學良苦思凝想後將“回憶”修改了兩小段，另寫了《慨中國文人之無行》一文來交差。張在該文中說：“有郭增愷其人者，當年在西北公路局任職，為楊虎城之嬖佞。……此人真不知羞恥者。”“我等當年讀過蔣總統日記之後，自認抗日之事已有著落，追悔孟浪，不明領袖謀國苦衷，恭送總統回京，自動隨從請罪，說不到什麼條件成交，更談不到見證，就是有見證的話，恐亦輪不到該郭增愷名下。”同時，張學良於12月21日致蔣一函，聲稱讀郭文之後“可氣亦殊可笑”。函雲：“此人為誰，良誠已忘卻，假如良所知的那人是對，彼乃一小醜角色。他不是共黨，他是屬於共黨尾巴的第三黨，在第三黨中也不是什麼重要者。當年曾為楊虎城嬖幸官僚政客之流亞也。在回憶文中難將其人攙入，茲僅就其故說之處，針對如上，以證其無的之言，另寫一紙以駁之，未審可用否？”
蔣介石拿到了這篇討郭的檄文，忐忑不安的心總算平靜了一些。當下，他沒有再逼張學良寫其他材料，因為他已經取得了張學良為他曆史所上的政治保險單——《回憶西安事變》。
根據他對張的了解與把握，隻要張自己寫下來了，到死不會再翻案了。他想，當年參與談判的楊虎城已被殺了，張學良已成這樣，郭增愷有張學良去駁斥已十分有力了，今後西安事變的曆史就無須多慮了。但他怎麼也沒想到，宋子文在事變後用英文寫下了親曆經過，40年後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向世界公布。這份曆史資料，從一個特殊的角度戳穿了他煞費苦心編撰的《對張、楊訓詞》、《西安半月記》等謊言。
自1957年初起，張學良又遵蔣介石之命，開始撰寫範圍更廣的回憶。4月22日完成，取名《雜憶隨感漫錄》。該稿一部分回憶張作霖，題為《我的父親和我的家世》；另一部分回憶自己，題為《我的生活》，其中涉及西安事變的有《我之與國民黨》和《出洋歸國與管束》兩節。張在該稿中指責中共“包藏禍心，別有所圖”，讚揚蔣在西安事變中“剛正嚴厲”，自貶行動魯莽，思想幼稚，可恥而又可笑，等等。
1958年，蔣介石將張學良所寫的西安事變回憶在台灣高級幹部中公開。很快這些內容就傳到了大陸，在相關人士中引起震動。許多人出於對張學良的熱愛與崇拜，當時否認這份回憶錄的真實性，稱之完全是台灣方麵偽造的。而周恩來卻是心知肚明的，他在1961年12月紀念西安事變25周年招待會上欣然接受楊虎城之子楊拯民的建議，在大陸成立起了一個高規格的西安事變資料征集組織，開始了對這個曆史事件的研究，西安事變的史料遂從那時開始逐步走向公開。
針對張學良在台灣的處境與狀況，1962年，周恩來經過一番考慮後寫了一封隻有十六字且沒有具名的短信，向這位老朋友表達了政治上的關懷。這十六個字是：“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可期。”
周恩來的密信是由當時的中共中央調查部精心安排，通過與張學良家有親戚關係的朱湄筠女士，經香港送到台灣並巧妙地送到了張學良的手裏。張學良自看到周恩來的信後便沒有再寫政治性的文章。
應該肯定，是郭增愷的《一個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引發了台灣海峽兩邊國共雙方對西安事變的再度關注。
還原曆史的艱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