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〇五年立憲運動漸入高潮，到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這中間有約六年時間，這是“中國向何處去”大變局中的關鍵時期。當時存在開明專製、君主立憲和排滿革命三種前景。有人說發生在上世紀初的清末新政，做成的改革事業比洋務運動與戊戌變法多得多（蕭功秦：《從清末改革想到當代改革》《炎黃春秋》，2010年第4期），但為什麼中國既沒有走上開明專製的道路，也沒有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而最終走上不斷革命的道路？這是因為在清政府、立憲派和革命黨三種力量的大博弈中，前兩者犯下了致命的錯誤，才造就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就清政府而言，其最佳選擇應是開明專製。一方麵繼續世紀初開啟的“自上而下”改革事業，緩和人民的矛盾；一方麵還可以保持皇室利益。然而，慈禧心狠手辣有餘，而政治大氣不足，她明知道光緒如果死去，清室朝廷後繼乏人，必然會陷入危機，但還是千方百計要光緒死在自己前麵。這是一步死棋，為清室覆滅打下基礎。但當時清朝的國家機器還是強大的，如果攝政王載灃繼續依靠張之洞、袁世凱這樣的重臣，加快按《立憲預備事宜年表》有序推進改革，也不至於失控。但載灃卻反其道行之，一方麵想奪回漢族重臣之權，貶殺他們；另一方麵又不能團結立憲派，在一九一〇年“國會請院同誌會”發起三次請開國會的運動時，雖同意將立憲期限由九年改為六年，但下令解散“同誌會”，從而形成僵局，造成政府和立憲派“雙輸”的局麵，也把一部分改革派推向革命派。
就立憲派而言，從思想理論上和組織上都缺乏成熟的準備是造成立憲運動失敗的原因。應當說，從思想理論上、梁啟超見識的深度和廣度要比楊度強，但在政治社會活動方麵楊度要優於梁氏。如果兩人能夠聯合組黨成功，各用其所長，也許立憲派的作用就大不一樣了。從思想理論上，梁啟超在《開明專製論》中曾論證過：中國今日萬不能行共和立憲製之理由，而“凡因習慣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安，因革命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危”；中國今日尚未能行君主立憲製之理由；中國今日當以開明專製為立憲製之預備。但後來《預備立憲詔》發布，梁啟超又很快轉變支持楊度直接請開國會的策略，這也符合梁啟超與時俱進的一貫特點。但這樣一來，改革策略就由“自上而下”的改革，轉變成“自下而上”的改革。而這樣的改革，正如梁啟超論證過的，是不具備成功條件的。
後來的曆史也證明了“因革命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危”的論斷。中國也就進入了將近半個世紀的不斷革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