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事後想到一件事的因果關係，種下什麼因，即要結什麼果。袁世凱改行帝製有因，國人起而推翻帝製亦有因。辛亥革命推倒滿清統治，由於同盟會自身力量不夠，借重了滿族疆吏力量，其結果即種下漢人皇帝之因。幸而中國文化是民本文化，孟子所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道理深入人心，民主很合乎民本的心理，故一經變君主為民主，絕大多數的人誰亦不願再倒退回君主的窠臼，以故袁氏稱帝卒遭到全國人民的唾棄。
十一月十七日
中國政治的病根在那裏？——對陸軍大學學生講話
諸位要我說中國政治的病根在那裏？政治是說製度與設施，設施是適應環境的處理，這環境的處理是說不完的，且曆史家多有批評。若說病根，應從製度上說，從製度上說應從曆史說起。
中國的政治製度，在演變上有兩個病成為政治設施的病根：一為君位變傳賢為傳子，將政權變公為私；一為廢井田製，將土地公有變為土地私有。
自傳賢的製度變為傳子之後，將增進人類幸福的政治設施，變為人類悲慘的表演。自傳子之後，主政者以保持一家的尊榮為施政的主旨。善焉者雖有為民之政，亦是為己而施；即是以為己為因，為民為果，使政治之因果倒置。一家之子孫，何能世世皆賢，惡焉者繼君位則殘民以逞。故自傳子以來，無不是善其初而惡其終。
我嚐讀中國史，堯舜帝位傳賢，以天下為公，一公一切皆公，是以當時人民之安和，幾乎無以形容。自禹傳子之後，以天下為家，一私一切皆私。曆代開國之君，雖有豪俊，遞傳之君，非暴即昏，非庸即柔；或好大喜功，或孤君寡後。暴君則殘賢害能，昏君則聽讒殺忠，庸君則妒賢忌能，柔君則拋賢棄能。好大喜功之君，則逞雄樹敵，兵戎相接，白骨遍野，民不聊生。孤君寡後，即奸臣弄權而竊國，權臣專政而欺君，君子知難而隱退，小人乘隙而幸進。故曆代政治少福民之舉，官員多禍國之具。夏有桀，商有紂，周有幽厲，皆為家天下之遺毒。繼周而秦，非獨傳子，且謀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焚書坑儒，以愚人民。漢、唐、元、明、清，感秦之失，雖改秦之做法，實仍師秦之意旨；防賢妒能，乖學愚民。秦行之以暴，而後秦者行之以柔，實皆以賢能為君室之敵。雖有賢者，生時妒之，死後尊之。雖有能者，用時貴之，用罷殺之。演成中國四千年之悲慘曆史，幾無一冊非此等悲慘之紀載。
漢之文景，唐之貞觀，清之康乾，皆政治史上曇花之一現，僅差強人意耳；與尊賢用能之傳賢聖製的心理，根本不同。餘皆賢能罹禍，讒奸得位，苛政逆施，民不聊生，有心人不忍卒讀，讀之亦未嚐不切齒流涕掩卷而歎息不置也。傳子之毒，浸中國人民深矣。
堯舜為中國之聖君，讀曆史者，無不傾心於堯舜，亦不能不責備於堯舜，責其未為後世人類設想也。假使堯舜當時定一憲章，帝位必須傳賢，堅禁傳子，如有違者，人人得而誅之，輔弼之大臣，如有假權力施諂媚而成全傳子者，人人得而殺之。將此憲章，公布於民，並作為國民之教材，建立人民反傳子的信力，奠定傳賢的基礎，則不止中國四千年前，即可實現真正之民主共和，其影響於世界民主共和的實現，亦可提早幾千年矣。
其次則不能不責備於禹，傳賢之聖製，禹當繼而保之，子賢更當防之；假使禹有傳子之禁令，亦可不至由禹破壞此聖製。
孟子答萬章之問，以當時人民同情啟而不同情益。證之史書，益之功績甚大，而啟則少有所舉，吾人以為傳啟是權力所致，不是賢不賢之所由；況且萬章問時曾說：“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孟子距禹一千七百餘年，民間尚傳此話，此實為民意之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