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鑒於此，同盟國在重建戰後國際秩序時，充分汲取了以往的沉痛教訓，克服萬難，終於構建了保障文明免於毀滅的基礎。戰後七十年，戰爭從未間斷，但沒有不可控的大國間戰爭，更沒有世界大戰。所以雖不能說和平已有萬全保障，但以和平為主調的進程已無法改變。在戰後堅實的和平基礎中，東京與紐倫堡兩大軍事審判是最重要的奠基石。
與紐倫堡審判的“反和平罪”、“反人道罪”並重不同，“反和平罪”對於東京審判而言猶有重大意義。反和平罪不僅是東京審判排名第一的罪名，從所有東京審判被告的起訴罪名都有該罪看，反和平罪在東京審判中的重要性也是無可比擬的。所以東京審判也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的“a反和平罪”稱為A級審判=反和平罪審判，東京審判的被告也被特稱為A級戰犯；紐倫堡審判則因“c反人道罪”分量不輕於甚至重於“a反和平罪”而無A級審判、A級戰犯之名。
東京審判首席檢察官季南在開庭辭中多次提到“人類”“文明”“和平”，重申“我們今天進行的不是普通的審判，而是拯救人類文明免遭毀滅之戰”；在開庭辭之前麵對辯方管轄權質疑時，季南明確表示“維護和平”是東京審判的“使命”。這一捍衛世界和平的目的，即是同盟國進行東京審判的根本目的。雖如此，從開庭之初連綿數日的管轄權之爭，到進入庭審之後曠日持久的攻防，檢方（法官團也同樣）仍嚴守著“普通的審判”的“程序正義”。在確定戰後審判的討論過程中，對遵守既有司法公正所可能麵臨的困難（如所謂“事後法”等問題），同盟國早已有了充分認識，最終沒有采取更方便的就地處決或設立簡易軍事法庭的速審速決，而是知難而上，采用盟國法庭審判的慎重方式，表明了同盟國不僅希望取信當下，而且希望垂範後世的捍衛和平的堅定決心。
今天，當安倍作為日本首相在眾院公開表示“東京審判是勝者的審判”、日本自民黨成立專門機構開始“檢討”東京審判，尤其是日本政府動輒以“改變現狀”指責他人，而自己不斷試圖顛覆以東京審判為基石的東亞戰後秩序的根本“現狀”之時，重溫七十年前這場人類史上的偉大審判，對於再一次認識東京審判的重大意義，對於堅定我們維護東京審判成果的信心，都有著格外重要的意義。
有鑒於此，同盟國在重建戰後國際秩序時，充分汲取了以往的沉痛教訓，克服萬難，終於構建了保障文明免於毀滅的基礎。戰後七十年，戰爭從未間斷，但沒有不可控的大國間戰爭，更沒有世界大戰。所以雖不能說和平已有萬全保障，但以和平為主調的進程已無法改變。在戰後堅實的和平基礎中，東京與紐倫堡兩大軍事審判是最重要的奠基石。
與紐倫堡審判的“反和平罪”、“反人道罪”並重不同，“反和平罪”對於東京審判而言猶有重大意義。反和平罪不僅是東京審判排名第一的罪名，從所有東京審判被告的起訴罪名都有該罪看，反和平罪在東京審判中的重要性也是無可比擬的。所以東京審判也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的“a反和平罪”稱為A級審判=反和平罪審判，東京審判的被告也被特稱為A級戰犯；紐倫堡審判則因“c反人道罪”分量不輕於甚至重於“a反和平罪”而無A級審判、A級戰犯之名。
東京審判首席檢察官季南在開庭辭中多次提到“人類”“文明”“和平”，重申“我們今天進行的不是普通的審判，而是拯救人類文明免遭毀滅之戰”；在開庭辭之前麵對辯方管轄權質疑時，季南明確表示“維護和平”是東京審判的“使命”。這一捍衛世界和平的目的，即是同盟國進行東京審判的根本目的。雖如此，從開庭之初連綿數日的管轄權之爭，到進入庭審之後曠日持久的攻防，檢方（法官團也同樣）仍嚴守著“普通的審判”的“程序正義”。在確定戰後審判的討論過程中，對遵守既有司法公正所可能麵臨的困難（如所謂“事後法”等問題），同盟國早已有了充分認識，最終沒有采取更方便的就地處決或設立簡易軍事法庭的速審速決，而是知難而上，采用盟國法庭審判的慎重方式，表明了同盟國不僅希望取信當下，而且希望垂範後世的捍衛和平的堅定決心。
今天，當安倍作為日本首相在眾院公開表示“東京審判是勝者的審判”、日本自民黨成立專門機構開始“檢討”東京審判，尤其是日本政府動輒以“改變現狀”指責他人，而自己不斷試圖顛覆以東京審判為基石的東亞戰後秩序的根本“現狀”之時，重溫七十年前這場人類史上的偉大審判，對於再一次認識東京審判的重大意義，對於堅定我們維護東京審判成果的信心，都有著格外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