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熬成一個好老頭兒(1)
這是我父親時常叮囑我的一句名言。
2006年正月，春節剛過，在法國漂了三年的我執意要回家省親。現在想起來那不是個好時候，天寒地凍不說，我的不良生活習慣和兩年多的帶團旅途疲憊已經累積到了相當的程度。具體說，從2005年11月份起，我連著帶了四個長團，根本沒好好休息過。聖誕節帶50名學生北上時，我就感覺身體有些不妙，在維也納的聖誕晚餐上跟團友們幹了幾杯酒，第二天去慕尼黑，途中經過德國的月亮湖時，我的意識已經有些模糊了，如果不是及時在那兒停車吃飯休息的話，我說不定會昏死在車上。
現在想想很後怕，那種大腦血液退潮的怪異感覺，是血壓過高和血糖過低造成的。
那次被我硬生生熬過去了，我在車上還是高談闊論，顯得精神十足，沒人發覺我出了什麼問題。我也抱著得過且過的心態，沒大引起重視。
自十幾歲起，我就過著邊緣生活，從板凳籃球和手球運動員、外貿倉庫的門衛、倒騰水產品的公司小職員到所謂的自由撰稿人。來法國前我幹過許多稀奇古怪、相互不怎麼搭界的行當，且沒有一樣幹出名堂，或持續三年以上。成年後，我進修過三年英語專業課程，另外，在北京魯迅文學院的作家班學習了半年又待了一年多，那還是在朋友的讚助下才去成的。上述就是我全部的學業基礎，慚愧的是，我至今連小學文憑也沒有。當人們問起我學什麼專業的，我一般用“學體育的”來搪塞。這借口不錯，說錯話了不用負責任，而介紹到位還能獲得“四肢頭腦都發達”的讚揚。
2000年秋天，妻子（法語專業的本科生）被法國斯特拉斯堡的一所大學錄取，離京赴法，我一人漂在北京，過起了自由撰稿人的生活。提起我的寫作，我該像曾經光顧過的法國一所小學的智障學生那樣，不好意思地一手捂臉，伏下頭喃喃說：任何題材我都嚐試過，例如體育方麵的報告文學、散文、書評、雜感、小說以及劇本等。光是長篇小說我就開了五六個頭兒，有的都寫到一大半了，最後還是擱置起來，部分原因是我發現作品的主人公無論怎麼變換名稱和身份，其實都是我自己，一個在現實生活的任何方麵都是半吊子的人。誰會對一個半吊子的生活發生興趣？總之，我沒完全做到用稿費養活自己，多半停留在拉著架勢，後續無著落的狀態中。
許多年來，慶幸的是我一直自覺不自覺地堅持做下來一件事，那就是閱讀。以人文書籍為主，對個中巨擘巨著有一種高山仰止的崇敬感，確信文字自有高下和客觀衡量標準，還有便是傻裏傻氣地對未來抱著信心。而就個人生活而言，我跟一個隻擁有太空泛草率的藍圖的建築者一樣，蓋過一連串施工窩棚，相互的主題還都不太挨著。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過了不惑之年，我被召喚到了法國。
開始時，在法國的生活並沒讓我發生太大變化，隻是覺得經濟壓力不比以往了。對長期居住的外來者而言，某種意義上說歐元區的國家大有生存孤島的意味。我除了比過去更加關注“開門七件事”之外，仍然繼續我的“半吊子”生活：料理家務，閱讀，三心二意地學法語，繼續寫稿往國內發送。我不得不接觸的外界事物免不了給我新鮮感，同時也不斷刺激我，這些見聞感想最初形成文字時，隻是在國內所謂寫作的繼續（我斷斷續續地在一些媒體上開過專欄），有所不同的是我不再指望稿費，本來也沒有多少，再換算成歐元縮水10％，變得什麼都不是了。因為語言不通，活動範圍有限，加上由陌生帶來的孤獨感，人的心態不可能持平，因此那些文字難免失之偏頗，不過我還是視其為一段生活的印記而將部分篇章保留了下來。還有一個因素很重要：妻子在半工半讀，我隻能持有陪伴她的短期簽證，我的身份也是“半吊子”，法國移民部門管這叫“訪問者”（Visiteur）。我所能夠“訪問”的僅僅是超市、煙草店、電車和公共綠地等處。當時，除了戴高樂機場，我連巴黎都沒去過。我們的生活水平是最下限的，吃的是最廉價食品，租來的房子裏幾樣破舊家具都是朋友送的，沒有床，一張墊子放在地上，上麵沾滿狗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