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陷落之前，南京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等黨政軍機關已遷至武漢，周恩來住進中共中央長江局駐地。當時，中共長江局大樓內住有兩名中將，即周恩來和葉劍英（十八集團軍參謀長），還有四個高級參謀即李濤、聶鶴亭、張經武、邊章五。時任長江局書記的王明曾口占一對聯：“一門兩中將，三樓四參謀”。
另外，受國民政府之邀，郭沫若於1937年9月出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軍銜少將。葉淺予在回憶錄中寫道：“1938年我在武漢參加郭沫若的軍委政治部第三廳，我的軍銜是中校，郭沫若和田漢都是少將。”也有不少資料說郭沫若此時的軍銜是中將。
抗戰初期，為了與國民黨軍打交道方便，在蔣管區的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也戴過軍銜。如1939年6月12日“平江慘案”中被國民黨軍殺害的新四軍平江通訊處主任塗正坤、副官羅梓銘，軍銜分別為上校和少校。
在抗戰期間，還有一位外國女性獲得了八路軍的軍銜。她名叫王安娜，是一位法國哲學博士。年輕時，她積極參加反對希特勒法西斯行為的鬥爭，不畏強暴，為此曾兩次被捕入獄。後來，她和一個在德國從事革命活動的中國共產黨人結了婚，並雙雙來到中國，參加中國的抗戰鬥爭。1939年4月，周恩來同誌親自任命王安娜女士為八路軍少校，負責從重慶到貴陽這一條八路軍接受國際紅十字會醫藥品和補給物資的“紅色交通線”。王安娜在抗日鬥爭中勇敢機智，為中國革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她是我軍曆史上第一位獲得軍銜的外國女性。
三、抗戰初期我軍醞釀實行軍銜製度
抗日戰爭初期，1937年8月1日，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中國工農紅軍即將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之際，紅軍總政治部在《關於新階段的部隊政治工作的決定》中指出：“紅軍的改編在某些製度上有了原則上的改變（如采用官階製度等）。”所謂“官階製度”就是當時軍銜製的稱謂。1939年4月1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致電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並中央書記處，詢問“幹部之等級可否行施規定”，提出“部隊日益擴大，正規軍各種製度亟待解決。擬照國民革命軍編製區分，規定部隊中各級幹部之等級（三等九級製），這可興奮幹部，職責分明，於我軍傳統亦無損害”。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