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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兵靠在一張堅硬的、不怎麼舒服的椅子上,右手打著點滴,一群穿白大褂、戴眼鏡、麵目模糊的醫生將他團團圍住,一個人在給他右上臂的傷口縫針(傷口長且深,按理說應該給他打麻醉,但是他的體質任何麻醉都沒用,所以他們就直接上了),一個人在檢查他的金屬左臂,還有一個人在往他赤摞的胸膛上貼各種各樣的小磁片,每一片都拖著長長的線纜,同一大堆跳動著各類數字和曲線的醫療機械相連。頭頂亮著一盞日光燈——太亮了,他幾乎連眼睛都睜不開。

冬兵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身在此處,不知道剛剛發生了什麼,好像他一睜開眼睛,自己就坐在這間四壁密不透風的小屋裏。他想他可能是又被洗腦了,所以才會什麼都記不起來。奇怪的是,雖然洗腦洗去了他的記憶,他卻能記得“洗腦”這個行為本身。

他正前方放手術工具的小推車上支了一台Ipad(他知道這是Ipad,真古怪,他怎麼會知道這個),像一台電視,正在直播什麼節目,畫麵的右上角有“live”的字樣。一名西裝革履的男子對著鏡頭,一臉沉痛地說:“今天,美國人民蒙受了一項重大損失。今天,我們失去了守護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英雄。今天,我們齊聚在這裏……”

屏幕下方的字幕告訴冬兵,這個男子是“美國總統”。

總統的身後是什麼?當畫麵移到某個角度的時候,他能看見總統身後有某樣東西——是一具棺材,上麵覆著一麵星條旗,平平整整,沒有一絲皺紋。

誰死了?他想。這是誰的葬禮?

他身邊那群醫生總時不時地抬頭看一眼Ipad,似乎頗為關注這場葬禮。那個給他縫合傷口的人看得太入迷,手中的針甚至紮歪了好幾次。冬兵咬了咬牙,一聲沒吭。

一隻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感到一陣戰栗,側過頭,看見皮爾斯笑吟吟地站在他身旁。至少他記得這個人。

“真是一場別開生麵的葬禮,對不對?”戴眼鏡的男子露出一口白牙,“多令人悲痛啊,美國的大英雄終於離我們而去了。事實證明他也不是殺不死的。”

冬兵皺了皺眉。

“那是誰?”他問,“誰死了?”

皮爾斯彎下腰,平視著冬兵的眼睛,像生物學家興致勃勃地打量一隻亟待研究的珍惜野生動物。

“他們給你洗了太多次腦,把你的腦子都給洗壞了,嗯?是不是?”

“我不知道。”

皮爾斯轉向Ipad。“看看那國旗,還有那些排隊獻花的人,噢,多莊重多肅穆啊,要是我在現場,準會潸然淚下的。”他直起腰,“這是美國隊長的葬禮。”

冬兵的腦海裏冒出一個陌生的名字。Steve Rogers。他為什麼會知道這個名字?他對著這個名字思考了一會兒,伴隨著一陣頭痛(多次洗腦的後遺症,他想),他記起了Steve Rogers的容貌,不是戴著頭盔、穿著製服的那副樣子,而是身著常服的素顏。他有一雙藍色的眼睛,藍得像天氣最晴朗時候的貝加爾湖。

他想起來了。這就是Steve Rogers。Steve Rogers就是美國隊長。

“這……不可能,”他猶豫地說,“美國隊長十分的……”他在自己貧乏的詞彙庫裏搜尋著,試圖找出一個合適的形容詞,“十分的強。”最後他這麼形容道,“他怎麼會死?”

“你忘啦?”皮爾斯說,“他是個凡人,凡人都會死。不過他死得格外快,因為是你殺了他。”

“……我?”該死,他什麼都不記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