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一事為人哄傳，有一次鮮靈芝在台上演《小放牛》，小醜指著她說：“你真是裝龍像龍，裝鳳像鳳。”哭庵坐前排，聞言一躍而起，大呼道：“我有妙對，諸君靜聽：我願她嫁狗隨狗，嫁雞隨雞。”鬧了個哄堂大笑。管他娘的是醜態百出也好，四座皆驚也罷，哭庵眼中除了有一個鮮靈芝，早已目無餘子。那段時間，他的詩首首必及鮮靈芝，好比俗語所講的“陣陣不離穆桂英”。
哭庵老當益壯，晚歲仍偷學少年，熏衣刮麵，塗脂抹粉。樊樊山抓住這十分趁手的老來俏的題材，多次寫詩挖苦諷刺：“極知老女添妝苦，始信英雄本色難。”意猶未盡，又補一刀：“婦衣乍可更何晏，男色將來毋董賢。”何晏是何許人？他是曹操的養子，姿容俊俏，是位搽粉專家，世稱“傅粉何郎”；董賢是何許人？他是漢哀帝的寵臣，二十二歲就官至大司馬，權傾一國，其所以暴興如此之盛，因為他是一位男風（同性戀）專家，正投合了哀帝所好。樊樊山的詩謔而至於虐，真是高手的惡作劇啊！
哭庵，哭庵，自哭母三年之後，眼淚的大閘即無法關閉，由其早年所堅稱的“天下事無不可哭，然吾未嚐哭”變為“天下事無不可哭，吾遂哭之”。他用詩歌表明自己的真性情：“我詩皆我之麵目，我詩皆我之歌哭。我不能學他人日戴假麵如牽猴，又不能學他人佯歌偽哭為俳優。又不能學他人欲歌不敢歌、欲哭不敢哭，若有一物塞其喉。歌又恐被謗，哭又恐招尤，此名詩界之詩囚。”在他的心目中，薄命的美人尤為可憐，尤為可哭。哭庵年雖向暮，其火熱情腸並不遜色於青皮後生，他長期以怡紅公子自命，將一班美貌金嗓的女伶視為大觀園的諸姐妹。他曾作詩《數鬥血歌——為諸女伶作》，即有願為眾姝嘔血犧牲之意，此詩騰於眾口，傳誦一時。詩中對名伶金玉蘭讚譽極高：“金玉蘭，我曾見其演《新安驛》，北方佳人真玉立，明眸巧笑俱無匹，浩態狂香皆第一。風流放誕定與文君同，玉體橫陳堪奪小憐席。能破城陽十萬家，還傾下蔡三千邑。”他偶然得知金玉蘭本姓張，祖籍直隸（今河北）南皮，與先師張之洞同姓同籍，遂於人前稱金玉蘭為“張南皮”。哭庵曾對人說：“我看見玉蘭，就仿佛看見了文襄（張之洞死後諡‘文襄’）先師，假如能讓我跟她晤言一室之內，哪怕是當場給她磕三個響頭，我也在所不惜！”這想法簡直將哭庵魔魘住了，於是，他用巨金賄賂金玉蘭的幹爹許玉田，再三哀懇，許玉田才勉強應承為他安排。這金玉蘭具有一般女伶所不易具有的堅貞品性，對那些趨之若鶩的好色之徒，一律拒之門外。哭庵名聲狼藉，自然更屬於她所輕蔑的首選對象。許玉田受人錢財，替人消災，答應略施小計：由他創造時機，讓哭庵與玉蘭無意間撞見，然後再婉轉陳辭，疏通款曲，大抵不會惹怒美人。哭庵聞言，拊掌大喜，數日後，他著盛裝，攜厚禮，依約去訪許玉田，他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美味玉蘭片”也。詎料金玉蘭一聽“易實甫”（哭庵字實甫）三個字，頓時怒火攻心，痛罵不止，迅疾轉身返回自己的房間，再不肯出來。如此場麵，如此結局，哭庵既丟臉，又掃興，隻好自恨無緣。此後，玉蘭回鄉省親，正逢黨獄興起，直隸一地捕殺多人，傳聞金玉蘭也被捎入此案，而且慘遭槍決。哭庵悲憤莫名，無以自解，便寫詩抗議道：“天原不許生尤物，世竟公然殺美人！”感傷數日後，才知這條噩耗純屬愚人節的誤傳，又不禁癲喜萬分，有若杜甫當年聽說官軍收複薊北，“漫卷詩書喜欲狂”。金玉蘭患白喉逝世，死時二十六歲，尚是雲英未嫁之身。哭庵在印鑄局代局長任上，接羅癭公來電，得知這一消息，頓時如喪考妣，昏厥在地，良久才蘇醒過來。玉蘭尚未裝殮，哭庵堅請撫屍一哭，玉蘭家人再三擋駕，但見他哭得驚天動地，不得已，就應允了他這個不情之請。哭庵進了內室，果然抱著玉蘭的寒屍，大放悲聲，絲毫不低於當年哭母的水準。他素日體虛，竟因此染上重病，委頓久之。玉蘭發喪時，哭庵仍力疾前往，扶棺致哀。當時報上有詩紀事：“如此蘭花竟委地，滿座來賓皆掩泣。座中泣聲誰最高？樊山、實甫兩名士。”還有同調者嘯泉撰文激其頹波：“……聞易哭庵先生，亦感玉碎於須臾，悼蘭摧於俄頃，曾演雙吊孝（樊樊山也有份）之活劇，入芝蘭之室，號啕而痛哭焉。噫！鍾情之甚，不覺過於悲痛耶？然而泣盡眼中之淚，難回既逝之魂，抑或借金玉蘭以自哭耶？傷心人別有懷抱，吾於易先生之哭有同情矣。”哭庵賦詩悼金玉蘭，劈頭四句為：
位比花王稱武豔，籍同修縣附文襄。
美人短命真為福，女子多才定不祥。
是真名士自風流。哭庵憐才好色，出於天性，故能至老而不衰。其昵友樊樊山每每取笑哭庵“貪財，好色，不怕死”，又有促狹鬼將三事並為兩案：一為“貪財”，二為“好色不怕死”。說哭庵“貪財”，是由於他每月各項收入加起來高達千元光洋（民國初年，普通百姓人均月收入不及十元），卻依然在人前人後哭窮，說自己沒錢刻詩集。說哭庵“好色不怕死”，則事例比比皆是，已無煩一一枚舉。其實，哭庵是怕死的，他怕冷槍，怕流彈，怕亂匪，怕冤獄，所以他要躲，直躲進風月場溫柔鄉去，耽於女樂，以安孤心，以慰驚魂。他成長於幸福的家庭，從小受盡嗬護，鮮嚐痛苦，應該說，他的性格比一般人更脆弱，因此一旦直麵慘淡的人生，他便無可奈何，惟有束手裹足。作為一位真情至性的天才詩人，他愛美，愛藝術，愛那些名已喧騰而身猶卑賤的女伶，又有什麼可奇怪的？這種異常強烈的愛使他忘記了亂世的苦雨悲風，也使他忘記了自己的年齡。他每每用真情去愛，愛得轟轟烈烈，真愛能使懦夫變為勇士，所以他敢去撫屍痛哭，不怕可畏的流言，不怕奪命的疫病。從這個角度說他“好色不怕死”，大抵還是對的。他愛女伶，固然有好色的一麵，但其情至深，其意至誠，對美麗的女伶尊重有加，並非居心玩弄，從未使出猥褻強求的霸王手段來。一事能狂便少年，其用心之癡癲，亦說明他為人真摯，不耍賊奸，比那些道貌岸然，心實齷齪的家夥不知要強出多少倍。
你也許會說，一位堂堂七尺的男兒，他理應深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大義。這話當然是不錯的。哭庵早年也想有一番作為，可他在廣西龍州署理道台隻三月，即因主張“裁綠營、停邊餉”觸怒兩廣總督岑春煊，被後者斥之為“名士畫餅”（諷刺他隻是畫餅樣的名士，於國無用），斥之為“荒唐”，痛加參劾。哭庵不服，以電文反唇相譏：“為憲台保桑梓，為朝廷保地方，順鼎並不荒唐，恐荒唐別有人在！”他不能忍氣吞聲，委曲求全，因此丟掉了烏紗帽。
哭庵目睹國土淩夷，也曾上書言戰，力主“罷和議，褫權奸，籌戰爭”，辭鋒勇銳非凡，披肝足以見膽；他還曾橫渡海峽，抵達台南，投奔黑旗軍統帥劉永福，決意抗擊倭寇。其《寓台詠懷》一詩寫得壯氣充盈，豪情澎湃：
寶刀未斬郅支頭，慚愧炎黃此係舟。
泛海零丁文信國，渡瀘兵甲武鄉侯。
偶因射虎隨飛將，曾對盤鳶憶少遊。
馬革倘能歸故裏，招魂應向日南洲。
易順鼎願意戰死疆場，馬革裹屍還，但事與願違，清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馬關條約》，割棄台灣，劉永福也因糧餉不濟最終放棄了台南。於是，幾聲“奈何”之後，他便一任頹放而不可收拾，將“愛國主義”移情而為“愛幗主義”，沉醉其中，難以自拔。任憑其恩師王闓運的警訓響在耳畔：“乃至耽著世好，情及倡優；不惜以靈仙之姿，為塵濁之役。物欲所蔽，地獄隨之矣！”他不怕恐嚇，反倒覺得“地獄”比人間要好得多！
在封建專製時代，國家隻是帝族的私產，人民隻是皇家的奴婢，主子嫌你忒多事，你還能不斂手抽足，識趣而退嗎？哭庵是寒了心的，那時無數士子也都寒了心。
按理說，易順鼎應該很容易墮落為鄒容在《革命軍》中所諷刺的那類“名士”，“名士者流，用其一團和氣，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聲音律，六品官階，七言詩句，八麵張羅，九流通透，十分應酬之大本領，鑽營奔競，無所不至”，但哭庵心中有一腔孤憤和深情，他最終用近乎癲狂的姿態保存了自己殘剩的人格和自尊，這可說是不幸之中的萬幸。由於文人積習太深，他注定做不成革命誌士，對此，我們不必苛求於他。若超越曆史的固有時空，站在今人的立場，以今人的眼光去打量，用現代的頭腦去評論：我們既要讚許一些人為國家大政、民族大義浴血犧牲，也應準許一些人為自我本色、藝術本真而苟全性命，隻要他們不曾背叛良知，出賣靈魂，就任誰也沒有資格譴責他們的生活方式。清末民初的史料中，涉及哭庵筆墨不少，常有其同時代人在肯定他天縱詩才後，即筆鋒一轉，罵他“色中餓鬼”啦、“花間老蝶”啦、“醜態百出”啦、“文人無行”啦、“不知人間羞恥為何物”啦，諸如此類。哭庵好涵養，所有訶斥和詬誶他都照單全收，一一笑領了，並不計較，也不反駁。應該說，他心中了無障礙，活出了自己的本色天真，根本不在乎那些身著迷彩服的“大人”、“君子”的詈辭。
三尺積塵依然掩不住血光淚光熠熠然的近代史，多少英雄豪傑才子佳人聯翩而至，複活於眼前，可謂“驚才絕豔”，非此四字不足以形容。以後人的眼光來看，亂世固然是悲哀的，又何嚐不是美麗的？哀感之後的頑豔，何等淒其！
哭庵中年在河南時曾請一高人推過鐵板神算，命數難過五十九，所以他晚年沉湎聲色，幾近瘋狂。1920年，哭庵病重（疑為梅毒），友人奭良前去探疾，哭庵正忙於編定自己的詩集，他說：“非病也，才盡耳！無才，不如死。”沒多久，他就去世了，終年六十三歲。有好事者別出心裁，代鮮靈芝撰成一副語氣戲謔的挽聯：
靈芝不靈，百草難醫才子命；
哭庵誰哭，一生隻惹美人憐！
是啊，哭庵的生命已被死神席卷一空，惟獨三副熱淚仍長留人間。“不知年年遼海上，文章何處哭西風？”自古才子就是這樣問的，卻至今仍無答案。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倘若還要一路問下去的話，後人的問題就會提前浮出海麵：“寄跡於這等人間，托身在如此時世，你們為什麼而哭？或者，你們為什麼不哭？”你我該怎樣回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