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質不同的“蹲點調查”
曾幾何時，“蹲點調查”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最為熟悉的字眼，也是他們一生中必不可少的經曆。記得我剛從北京大學調入中央編譯局時，辦公室的過道上塞滿了一袋一袋、一櫃一櫃的文件資料，裏麵裝的都是當年編譯局專家學者在“四清運動”中和“五七幹校”期間的“蹲點”檔案：各種會議記錄、相關文件和蹲點人員的日記、彙報、檢討等等。出於好奇，我曾經翻閱過其中不少材料，深感政治運動的“魔力”：它不僅可以洗滌人們的腦袋和心靈，甚至可以改造和扭曲整個民族的靈魂。一份份“四清運動”、“五七幹校”、“反右鬥爭”、“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檔案文件和蹲點日記，折射出了新中國一段段無比沉痛的政治曆史。那樣的“蹲點”與其說是調查研究，遠不如說是對知識分子的政治改造，是純粹為政治運動服務的工具。
那種扭曲人性、變相懲罰知識分子的運動式“蹲點”我們永遠不再需要，但作為學術研究的蹲點調查，我們始終需要。蹲點調查是一種田野式的實證研究，它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如果說先驗分析是哲學研究的前提條件，那麼經驗研究則是社會科學的基礎條件。許多優秀的社會科學成果都與這種蹲點式的田野調查密不可分。例如，費孝通先生廣為人知的《江村經濟》是對江南小村——開弦弓村的經驗研究，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使民主運轉起來》則是對意大利南部社區長期“蹲點調查”的結果。改革開放後，作為實證研究的田野式調查重新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這是我國社會科學研究複興的一個重要標誌。
袁方成博士的《“蹲點”手記》是觀察中國農村的一份原始資料。這份成果最初並不是出於學術研究的原因，而是為了完成教育部委托的一項官方任務，主要內容是對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製試點改革的觀察和監督。然而，作者作為一位年輕學者，出於一種內在的學術責任，他在領受任務時就決定將工作任務與學術調研合而為一，既完成教育部的任務，同時又把它作為一次難得的對中國鄉村的實證調查。因而，從蹲點的第一天起，他就注意對農村治理的許多問題進行廣泛的觀察，注意收集鄉村治理的各種第一手資料，注意對農村治理中一些重要問題的分析思考。這部書稿就是這樣一種觀察和分析的真實記錄。它不僅反映了農村義務教育的現狀，而且也反映了農村公共服務和地方治理的現狀，說它是“一份來自鄉土中國的改革觀察”是非常恰當的。
（本文為《“蹲點”手記：一份來自鄉土中國的改革觀察的序言，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