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說："雖然傳統的心理治療認為必須要找出病因，但是很可能童年期有一些引起神經官能症的原因，到成年期卻另以純然不同的因素使神經官能症獲得緩解。"
心理情結、衝突及創傷，常被認為是神經官能的原因。其實，有時候更好說它們是神經官能症的症狀而非病因。當潮汐低落，暗礁就顯現了出來，但暗礁並非是低潮的原因。如果沒有某種情緒的低潮，憂鬱症又是什麼呢!同樣的，內因性憂鬱症患者(endogenous depressions，千萬不可與神經官能性憂鬱症相混)，很典型的症狀之一是"罪惡感"。其罪惡感並非造成憂鬱症的原因，而是因情緒低潮，使其浮現出意識的層麵來了。
至於神經官能症的真正原因，姑先不論其為生理性或心理性的精抻官能症，可能像"預期的焦慮"這類"反饋機質"是重要的病理因素。畏懼症有其症狀，此症狀又加強病人的畏懼。類似的鏈狀情況也可在強迫症患者身上看到。強迫症病人與縈擾他的思想奮戰，然卻反而加強其作祟的力量，因為壓力引起反彈作用。但是如果病人停止與他的強迫思想作戰，而用諷刺的方法嘲笑它們一番；於是就在應用這種矛盾取向法之時，其惡性循環作用被切斷了。症狀獲得減輕最後終至萎縮。那些並非由於"存在的空虛"而引發症狀的幸運病例，不隻可成功地減輕他們病態的畏懼，甚至到最後可完全痊愈。
我再重複一次：預期的焦慮要以矛盾取向法來克服；過分的意願與過度的反應要以"減反應作用"來克服。然而最後，這些方法都隻是方法；除非我們引導病人再度發現其生命的意義及天賦使命，否則仍不能徹底協助他。
神經官能症患者的自我關心，無論是自憐或自我輕視，都將使情況更壞，而其治愈的生機卻是"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
215 集體性神經官能症
15 集體性神經官能症(The Collective Neurosis)
每一個時代都有其集體性的神經官能症，同時每一個時代都需要它自己的心理治療法以應付之。現時代的集體神經官能症可以說是"存在的空虛"。"存在的空虛"是一種個人性的"虛無主義"(nihilism)，而虛無主義可界說為"生命沒有意義"。如果現時代的心理治療學無法脫離虛無主義哲學的撞擊與影響，那麼充其量它隻代表了集體性的症狀，而沒有治療的效果。這種脫離不了虛無主義的心理治療，通傳給病人的並非真正"人"的圖像，而隻是一張漫畫而已，雖然它不是故意這樣做。
首先，心理治療學有一個危險，將人看成"不過爾爾"(nothingbutness)，人隻是生物學的、心理學的及社會學的狀態，或隻是遺傳與環境的產物。用這樣的觀點來看，人就不成其為人，而成為機器人了。並且因為否認了人的自由，反而更助長了神經官能性的宿命論主義。
當然，人是"有限"的，因此他的自由也受到限製。但是人並非具有脫離情境的自由，而是麵對各種情境時，他有采取立場的自由。舉個例子，我當然對自己的灰頭發沒有責任，但是我沒有去理發店染發(如同許多女士所作的)卻由我自己負責。因此每一個人都有大量的自由，即使是像選擇發色這樣的小事亦然。
216 泛決定論的批判
16 泛決定論的批判(Critique of Pan-determinism)
精神分析時常為人所詬病的即其所謂的"泛性主義"(pan-sexualism)。但我懷疑這樣的譴責是否正當。因為我認為其更錯誤與更危險的是所謂的"泛決定論"，"泛決定論"忽略了人麵對任何情境時有采取立場的能力。人並非完全被製約及被決定的，而是他自己要決定向情境屈服還是與之對抗換言之，人最後是自我決定的。人不僅僅是活著而已，他總是要決定他的存在到底應成為什麼下一刻他到底要變成什麼
同樣地，每一個人在任何時刻都有改變的自由，因此隻有在有關整個群體的統計學研究之龐大架構中，我們才能預測一個人的將來，至於個體的人格(personality)，仍然是不可預測的。任何預測的基礎，皆是用生物學、心理學或社會學的條件來表示。然而人存在的主要特征之一，卻在於他具有超越上述條件的能力。而且，人終究要以同樣方式來超越他自己。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他可以自我超越。
讓我引用齊博士的例子作為說明：我敢說齊博士是我一生中所遇見過唯一像魔鬼般的人物。那時人們稱他為"斯坦霍夫的大屠殺者"，斯坦霍夫(Steinhof)是維也納一座大型精神病院的名字。當納粹開始其"安樂死計劃"時，他手中握有所有的線索，並且對當局委派紿他的任務極為熱衷，因此他盡量不讓任何一個精神病患者逃過煤氣間。戰爭結束後我返回維也納，也就是說我逃脫了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煤氣間之後，我問及齊博士的遭遇如何他們告訴我："他被俄國人囚禁在斯坦霍夫精神病院的一間密室裏，但是第二天發現門被打開了，從此再也沒見到齊博士。"以後我與其他人一樣，相信他由同伴的幫助逃到南美洲去了。然而一直到最近，有個過去曾任奧地利外交官的人來我這裏看病，他在鐵幕中被囚禁了許多年--首先在西伯利亞，後來在著名的莫斯科盧布拉卡監獄。當我正給他作神經科的檢查時，他突然問我是否認識齊博士在我肯定回答後他繼續說："我在盧布拉卡認識齊博士，他死在那裏，大約四十歲，是因為膀胱癌病死的。但是，你很難想像他死以前竟會是十足的一個好難友、好同伴。他去安慰每一個人，他活出最高的道德標準。他是我在監獄的漫長歲月中所能遇到最好的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