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缺乏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精神，但所有這些論證都不願意用數字和調查來證明自己的圓滿。事實上，如果與同時代的其他文明地區相比，中國具有更多的自由市場和平等，但這並沒有導致中國產生工業革命和繁榮富強。
工業革命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在這以前，相對簡單的農業-手工業生產方式使自由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能夠充分發揮作用，隻有艱難的交通會限製交換的產生。中國文明獨處舊大陸東端，既不至於因無法與其他文明接觸而落後，也不至於因為太多的文明衝突而無法穩定，長期滯留在封建軍事階段，因此最早消滅了身份等級製度，產生了高效的中央官僚政府，允許農戶和手工業者自由經營。但正是這種長期穩定的社會產生了惰性和固化的製度。而農業時代的生產力限製也使政府對擴張和冒險失去興趣。儒家士子以“治大國如烹小鮮”為宗旨，遠離具體生產，把人倫的“道”作為唯一而又至高無上的目標。當然，無論後人如何評價，當年的儒家官僚不能未卜先知，對於他們和那個農業時代而言，中國的社會是最完美的製度。
在19世紀初，舊大陸的技術積累衝破了工業革命的門檻，持續的經濟增長成為可能，西歐這個相對落後的世界抓住了這次機遇，成為世界經濟的主宰，中亞東歐本來也可能產生工業經濟的競爭者，但由於與西歐距離太近，工業革命之火被及時撲滅。隻有日本，在與西歐相似的落後體製下走上了工業革命的道路，又在工業革命的早期受到遙遠距離的保護而獲得發展機遇。最終成為落後國家中唯一的幸運兒。而中國雖然富饒強大，卻因為自己的慣性而拒絕了工業化的機遇。從宏觀曆史角度來說，自1840年以來中國的落後，中國所遭受的侵略和痛苦，不應該由任何個人負責，這是曆史的悲劇。
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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