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口，許多天不刮的胡須使他的容貌接近古代人，或說更脫離人而接近神。
我想象英格曼神父在那一刻腦子空空，隻盼著這場戲順利進行，直到結束，千萬不要節外生枝，他經不住任何意外枝節了。
他目送一個個“女學生”登上卡車尾部的梯子，消失在卡車篷布後麵，從她們的身材、動作他基本能辨認出誰是誰，但叫不出她們的名字。他有點後悔沒問一聲她們的名字——是父母給的真名字，不是青樓上的花名。他隻記得一個名字，就是趙玉墨。這大概也不是她父母給她的名字。他永遠也不會知道，趙玉墨寧可忘掉親生父母給她起的名字。
當天晚上的晚餐是燒糊了的土豆湯。陳喬治死去之後，大家就開始吃法比的糊粥糊湯。不同的是，這頓晚餐分量極足，每個女學生都吃雙份。下午法比在準備晚餐時，並沒有料到那十三份湯將多餘出來。女學生們終於實現了她們這些天藏在心底的祈禱：讓我飽飽地吃一頓吧，別讓那些窯姐分走我的糧食了。她們沒想到，她們的祈禱被回複了，是以如此殘酷的方式回複的。她們一勺一勺地吃著土豆湯，書娟偷偷看了一眼對麵的蘇菲。蘇菲臉上一道血痕，是混戰時被指甲摳的，那道血痕是蘇菲麻木的臉上唯一的生動之處。誰也沒有發感慨：啊，那些女人救了我們。也沒人說：不曉得她們活得下來不？但書娟知道同學們跟她一樣，都在有一搭無一搭地懺悔：我當時隻是想吃飽，沒想到我的禱告對她們卻成了惡毒咒語。
還需要一些時間，需要一大截成長，她們才能徹底看清這天晚上，這群被她們看成下九流的女人。
晚餐前，法比·阿多那多帶領她們祈禱，然後他匆匆離去了。
夜裏十二點，法比從外麵回來，身後跟著一個高大的西洋女士，學生們認識她，此刻輕聲稱呼她“惠特琳女士”。女士和法比一樣，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手勢眼神也像中國人。她帶來了一個理發師給女孩們剃頭。兩個小時之後，一群小女生成了一群小男生。惠特琳女士是乘一輛救護車來的，淩晨離去時，救護車裏運載了一車穿著條紋病號的少年病號，“他們”個個麵黃肌瘦，眼睛呆滯無光，條紋病號服飄飄蕩蕩，看起來裏麵沒有一具實質的身體。
我姨媽和同學們扮成染了傳染病的男孩，在金陵醫學院的病號房藏了兩天，又被偷偷地送到南京附近的鄉下，再從那裏乘船到蕪湖，而後轉船去了漢口。法比·阿多那多一路護送，身份從神父變成了監護“醫生”。誰也沒想到，那次臨時的職業偽裝永久地改變了法比的身份。半年後他回到南京，辭去了教堂的職務，在威爾遜教會學校教“世界曆史”和“宗教史”，在其他大學零散兼課，那十三個被秦淮河女人頂替下來的女孩中，唯有我姨媽孟書娟一直和他通信，因為她和他都存在一份僥幸，萬一能找到十三個女人中的某一個，或兩個，即便都找不到，得到個下落也好，別讓他們的牽掛成永遠的懸疑。
十七
審判戰犯的國際法庭上，我姨媽孟書娟認為她見到的那個麵目全非、背影如舊的女子就是趙玉墨。孟書娟給當時在美國的法比·阿多那多寫了封信，告訴他趙玉墨還活著。法比的外祖母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去世的，給孤兒法比留下了一點房產，法比去美國是為了變賣它。我姨媽在信裏告訴法比，趙玉墨如何否認自己是趙玉墨，法比的回信一個月之後到達，他說也許趙玉墨隻能成為另一個人才能活下去。
隨著日軍在南京屠城，強奸的事件漸漸被揭示，漸漸顯出它的規模，我姨媽對趙玉墨的追尋更是鍥而不舍。她認為她自己的一生都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七天改變了。她告訴我，離開教堂之後，她和同學們發現常常冒出窯姐們的口頭嬋，或冒出她們唱的小調，那些肮兮兮的充滿活力的小調居然被學生們學過來了，全是下意識的。偶然爭吵起來，她們也不再是曾經的女孩，變得粗野，個個不饒人，你嘴髒我比你還髒，一旦破了忌諱，她們覺得原來也沒什麼了不起，男人女人不就那一樁事？誰還不拉不撤？到了想解恨的時候，沒有語言比窯姐們的語言解恨了。那之後的幾個月，法比·阿多那多費了天大的勁，也沒能徹底把她們還原成原先的唱詩班女孩。
我姨媽跟我說到此，笑了笑：“法比哪裏會曉得，那對我們是一次大解放，我們從這些被賣為奴的低賤女人身上，學到了解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