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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早上10點鍾來給羅科伯父換上了繃帶。他給伯父量了體溫，表示很滿意——沒有發燒。他利索地給羅科伯父又注射了一針青黴素，然後又小心翼翼地把他的膀子放回吊帶中。
“你的情況很好，”他對羅科伯父說道，“現在隻要堅持每天換繃帶就行。讓你的肩膀好好休息一陣子，就會完好如初的。”
羅科伯父向他表示感謝，並把他送到門口。醫生走後，他回過身來，在我們剛才喝咖啡的桌子旁坐下，“有沒有阿爾瑪的消息？”他問道。
“沒有。”
“很奇怪。她既沒來電話，也沒上這兒來找我，這使我感到吃驚，”他說道，“我要給船上去個電話。”
“你有電話號碼嗎？”我向他問道。
羅科伯父點點頭表示有。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紙條，把號碼告訴了旅館的接線員。他聽著電話鈴嘟嘟地響了幾分鍾，然後滿臉焦慮地望著我。“沒人接電話。可是應該有人來接的。”
“也許她和岡薩雷斯上這兒來了。”我說道。
“我想，我們該去船上。”他說道。
“好吧。”我說完便打電話讓門房要了輛車。一刻鍾後我們便來到港口的碼頭，遊艇就停靠在那兒。博利安公主號摩托艇長120英尺，由戛納的錢蒂埃爾·德·埃斯特雷建造。
我們走出汽車，向遊艇望去。那兒一個人也看不到。羅科伯父一聲不吭地從上衣裏掏出手槍。“我們上船。”他說道，然後又對金補充一句：“你最好留在車上。”
“為什麼？你認為出事了嗎？”
“我不知道，”他說道，“但我得以防萬一。”他又望著我。“你有槍嗎？”
我有一支槍——岡薩雷斯給我的那支9毫米口徑手槍。我跟著羅科伯父踏上跳板。我們來到甲板上，穿過大客艙，然後來到駕駛台。
羅科伯父在我麵前舉起手來指了指。一名水手蜷曲著身子倒在駕駛盤的下麵。
羅科伯父轉過身來，領著我走下通往艙內螺旋形梯子。當我們未到達過道時，我往下看去。岡薩雷斯將軍就躺在地上，頭上有兩個彈孔。羅科伯父迅速打開第一個艙門。阿爾瑪張開四肢躺在床上，喉嚨被切開，床單上濺滿了血。我看了直打惡心。
羅科伯父把我推入過道，上了樓梯。我望著他。“怎麼回事？”
他板著臉搖搖頭。“那是販毒的結果。我告訴她不要再玩這種遊戲。她也打算洗手不幹，可是她試圖最後再撈上一把。”
我還是想嘔吐。“我們現在怎麼辦？”
我們走下遊艇，來到汽車旁，大夥兒還是默默無言。當我們一聲不吭地回過身來朝旅館駛去時，我緊緊捏住金的手。
金望著我。“出什麼事啦？”我們在後排坐定時，她向我問道。
“他們都完了。”我輕輕地說道。
她的臉上掠過一陣恐懼的神色。她哭了起來。“哦，我的天。”她說道，“那可愛的孩子怎麼辦？”
那是4年前的事。我因為和國際-國外投資公司的管理人員見麵，在紐約住了4個星期，然後我們又回到加利福尼亞。
1個月後，金和我在拉斯維加斯結了婚。我賭紙牌輸掉了32000美元。
婚後一個月，我們收養安傑拉做女兒。又過了兩年，我們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個男孩。我給他取名叫約翰，繼承了我父親的名字。
在此期間，羅科伯父離開了大西洋城，遷回紐約。他租下他原先賣給我的那幢房子。他似乎日子過得不錯，但我能感到，他很懷念往日的作為。
我整天忙忙碌碌，幾年之內國際-國外投資公司上了世界最富有的500家大公司的名單，變得像國際商業機器公司一樣聞名遐邇。
一天晚上，時間已很遲，羅莎姑姑哭哭啼啼地來到我家。
“羅科快死了。他想在去世前能見上你。”
第二天上午我到了紐約。羅莎姑姑在臥室的外間淌眼淚，她的兩個女兒和她坐在一起。臥室裏，一個年輕的教士正在祈禱，他給羅科伯父已做完了最後的宗教儀式。
伯父大口地喘著氣。一名護士坐在床邊的椅子上。她把一架心髒監視器連結在伯父的身上；一隻袖珍氧氣瓶正在給他輸氧。伯父的臉色慘白，似乎處於極端的痛苦之中。我小心翼翼地撫摸著他的手，以免插在手臂上麵的靜脈注射針管掉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