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師古利用秘書省的經籍圖書，悉心校刊，曆時兩年多，完成《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左傳》“五經”的刊定，呈獻給唐太宗。唐太宗十分重視，召集諸儒進行評議。
由於時代久遠和師門不一，諸儒議論紛紛。顏師古援引晉以來的古今版本，援據詳明，一一作答，諸儒都很佩服。於是，被唐太宗批準為《五經定本》，頒布全國。
顏師古的這項工作，是對魏晉以來“五經”版本混亂局麵的一次大清理。這就為當時學校教育提供了統一的課本，也有利於科舉考試的需要。另外，顏師古還是唐代著名的史學家，他所作的《漢書注》，博采眾長，匡謬補闕，是《漢書》現存最重要的注本。
第二步，編纂《五經正義》。“五經”的版本統一之後，接下來就是對經書的注疏工作。唐太宗針對儒學門派多，曆代相沿的經文解釋中的歧義迭出的狀況，詔令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位儒學大師共同撰定《五經義疏》。
孔穎達自幼聰明睿智，博聞強記，八歲就開始學習古經，尤其喜歡《左傳》《尚書》《周易》《毛詩》《禮記》等儒學經典，同時還通曉天文曆算，又善寫文章。唐太宗平定王世充的時候，孔穎達正避居在虎牢一帶，李世民慧眼識人，將他引到秦王府做文學館學士，從此受到重視。
與孔穎達一起從事編撰工作的也都是碩學大儒，如於誌寧、司馬才章、王恭、馬嘉運、王德韶、朱子奢、賈公彥等。他們堅持疏不破注的原則，對於六朝以來儒學的紛紜，一律以漢魏古注為權衡，考定是非。
由於孔穎達等人貫通諸家學說，並且治學態度嚴謹，因而《五經正義》的編撰，使漢魏以來儒家的門戶之見一掃而空，如古今文之爭、鄭王學之辯、南北學之分等都銷聲匿跡了。
《五經正義》的編定，是初唐諸儒集體智慧的結晶。唐太宗對這項工作也十分滿意，下詔褒獎道：“你們博綜古今，義理準確恰當，考察前儒的不同說法，符合聖人的旨意，實在做了一件不朽的大事啊！”
但是，由於《五經正義》的編撰出自很多人之手，存在許多弊病，唐太宗又下詔重新修訂，由於孔穎達已年老退休，無法主持修訂工作，終貞觀之世未能完成修訂。直到唐高宗永徽四年，才修訂完畢，作為欽定的全國性的教科書，正式頒行於天下。此後一直到宋代，科舉考試皆以此為標準。
《五經定本》和《五經正義》的頒定，不僅適應了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國方略的需要，為貞觀之治的出現奠定了思想基礎，而且實現了儒家學說的空前統一，在中國儒學發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
唐太宗以儒家思想為統治思想，但他不禁絕其他思想流派和宗教。他尊崇道教，也允許其他教派的活動。
唐太宗所以尊崇道教，是因為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作為中國人，首先遵奉的應是本土宗教，而不能是從外地傳入的宗教。再則，與唐太宗的“尊祖”意圖有關。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的門閥觀念很強，李姓並非貴姓，所以唐太宗要重修《氏族誌》將李姓列為一等姓。而道教以老子李耳為教祖，李耳與唐朝的皇帝同姓，為了追崇李姓的高貴，使李姓政權披上君權神授的外衣，便將道教始祖老子拉出來，神化老子，以攀附祖先。
唐代諸帝、後妃公主、達官貴人，甚至文人騷客，許多人信奉道教。道教在統治階級的組織和扶持下，在唐代得到迅速發展。
唐太宗在位期間，在尊崇道教的同時，也十分注意利用佛教，基本上對兩者都予以宣揚利用。隻是隨著形勢的變化，時有側重。
貞觀十七年，著名佛學家玄奘印度取經歸國。次年春夏之交到達於田，並上書唐太宗，唐太宗令敦煌官員前往迎接。回到長安時，高僧俗士傾城出迎，焚香撒花，頂禮膜拜。
貞觀十九年，唐太宗在長安召見了玄奘，並稱讚他意誌堅強、詞論典雅、風節高尚，在佛教造詣方麵超過了前人。玄奘提出要翻譯佛經，唐太宗也同意了他的請求，並召集部分通曉佛經的人，與玄奘共同完成這一事業。
另外，唐太宗對剛剛傳入中國的景教也給予了合法的地位。景教是基督教的一個支派，貞觀九年，波斯景教教主阿羅本來到長安，唐太宗命宰相房玄齡到西郊迎接，待若上賓。貞觀十二年，又準許他在長安建造大秦寺，並下詔稱：道無常名、聖無常體，各種教派，都是為了濟度眾生。
唐太宗尊崇道教，又不以本土宗教排斥外來宗教，而是在確立道教首要地位的前提下，允許其他教派自由發展，對各種宗教采取寬容的策略。能做到這一點，是出於對自身文化的高度自信；而這種自信，既來自強大的國力，又源於豁達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