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由於中國經濟處於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階段，金融市場的過度開放和金融資產價格的自由波動都會影響中國有限的資源的配置方向，再加之利率和彙率對製造業而言是金融資源的要素價格，和原油、鐵礦石一樣是“生產成本”，會直接影響到處於技術低端的中國產業在國際舞台上的價格競爭力。在沒有充分的內需市場來支撐中國企業的就業水平和財富創造能力，同時也沒有強大的金融體係可以作為分散風險的後盾的情況下，貿然去加速人民幣利率和彙率的自由波動以及開放中國的金融市場都有可能會斷送中國改革開放30年所帶來的成果。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由於彙率（利率）的剛性和中國經濟對外依賴的緊密程度，使得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受到了很大的挑戰。從某種意義上講，走出這種被動的受外部“貨幣政策綁架”的格局，需要我們有一個自主的貨幣體係和與之配套的強大的金融體係。否則，經濟景氣的時候，大量投機資本的流入所帶來的越來越嚴重的“外彙占款”問題會加速資本市場的泡沫，產生國內“滯脹”的風險；而經濟不景氣的時候，為了尋求像美國這樣擁有“貨幣主導權”的國家所提供的“避風港”，大量的資本外逃會導致我國的金融體係變得更加脆弱，甚至會發生金融和經濟的“雙危機”狀況。
如何麵對上述“中國國情”所帶來的種種挑戰，去做強最為關鍵的金融產業，推動中國經濟結構走出“被動”的局麵，已經成為“後危機時代”擺在中國政府麵前的一個重大而又緊迫的課題。我們也看到，中國政府目前正在以下幾個方麵不斷付諸行動，努力探索增長方式“良性循環”的有效機製：
一是通過“做強金融”來提高我國整體的“自主創新”能力，從而改變過去中國因為缺少擁有強大的研發能力、自主品牌、國際認可的專利等“撒手鐧”的“拳頭企業”，而在國際商務中無法爭取到有利於自己發展的“定價權”、“談判的主動權”和“貨幣主導權”這樣尷尬的局麵。
二是通過“做強金融”來改變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係的壟斷格局，以強化我國自己管理財富的主動權和提高專業化能力。以人民幣國際化為最終目標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也充分體現了國家重視“金融發展為產業資本和個人財富提供可持續和穩定的增長源泉”這一大國的發展戰略。盡管這方麵的目標實現確實讓人感到“任重道遠”，但是目前中國政府則是通過參與或推動更廣範圍的國際金融合作，來彌補自己眼下“單薄的金融力量”的缺陷。
三是通過“做強金融”讓我國的投資團隊和優質企業“走出去”，以提高中國外彙儲備的利用效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由於中國人口紅利優勢的存在和製造業的集聚以及規模效應的發揮，國際舞台上中國產品的競爭力還會繼續為中國經濟的繁榮創造更多的財富價值。而這些財富價值短時間內也不可能由人民幣這一國際貨幣的新成員所替代。因此，如何使用和管理好我國的美元外彙儲備、保證有效的技術引進和生產資源的穩定供給，從而為我國企業的做強和大眾消費質量的提高貢獻力量，這可能也是當前“做強金融”所需要考慮的最緊迫的課題之一。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政府現在所推進的上述這些“後危機時代”的大國發展戰略，是在嚐試第一個吃螃蟹的滋味。因為產業結構調整需要時間，而相關的彙率和利率卻暫時還無法完全市場化，但為了盡快站上產業鏈的價值高端（上遊和下遊），“金融創新”和“金融開放”是不可或缺的，那麼，這類嚐試會不會出現由於我國自身抗風險能力的衰落而遭遇國際投機資本的衝擊？東亞有很多出口導向的國家和地區，但即使是日本和韓國，也沒有摸索出一個與製造業相匹配的具有競爭力的金融體係運行模式！1997年的東亞危機和日本20世紀出現的金融泡沫破滅，都說明它們嚐試發展金融來支撐製造業的戰略以失敗告終。美國則幹脆把大部分製造業都移到了海外適合標準化生產的國家和地區，努力維持本國創新和金融共同發展的匹配增長模式。今天，美國的“苦惱”是技術沒有跟上、金融沒有穩定，所以，奧巴馬政府隻能用增加國內投資和積極出口的短視行為來間接地實行貿易保護主義，以轉嫁國內大眾由於就業和生活環境惡化而滋生的對現任政府的抱怨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