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矩的製定是組織成員行為能夠全體一致的前提和基礎。實際上，任何組織都一樣。要使組織成員——從數量上說是從“2到無限多”，能夠具有統一的行為，組織者首先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建章立製”、確定遊戲規則的工作。所以，一個明智清醒的管理者，其在組織建設上都把很大精力放到規則的製定上。
換一個角度說，使命和目標是指組織要幹什麼；而建章立製則主要是指這個組織和組織成員不能幹什麼。
某些時候，對一個組織來說，“不能幹什麼”比“能幹什麼”更重要。
1927年9月，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從江西遂川縣準備向井岡山進發。他向部隊指出，如果沒有群眾的支持，紅軍是無法生存的，所以，要愛護人民群眾。為此，他親自宣布了紅軍的“三大紀律”：
第一，行動聽指揮；
第二，打土豪款子要歸公；
第三，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
此後不久，毛澤東針對紅軍部隊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又宣布了“六項注意”：
第一，上門板；
第二，捆鋪草；
第三，說話和氣；
第四，買賣公平；
第五，借東西要還；
第六，損壞東西要賠。
紅軍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贏得了群眾的真心信賴。當時流行著這樣一首歌謠：“紅軍紀律真嚴明，行動聽命令；愛護老百姓，到處受歡迎；遇事問群眾，買賣講公平；群眾的利益，不損半毫分。”
1929年，毛澤東將“六項注意”改為“八項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敵兵腰包”。至此，形成了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雛形。
1947年，隨著解放軍成為中國最具有競爭力的武裝集團，解放軍的大兵團作戰對其自身的軍事紀律、政治紀律和群眾紀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0月10日，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起草了重行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要求“以此為準，深入教育，嚴格執行”。
“三大紀律、八項紀律”的重行頒布，對統一全軍紀律，加強部隊的思想和作風建設，具有重大的意義。可以說，許多中國人對解放軍的最初認識，是通過對解放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了解開始的。
企業同樣需要自己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1985年，張瑞敏到海爾任廠長，他規定的第一條紀律竟是“不準在車間大小便”。20年後的今天，我們聽起來可能感到有些可笑，但事實是，沒有“不準在車間大小便”這條紀律，就不可能有海爾的今天。
聯想董事局主席柳傳誌也是從製定“小”規定開始帶領聯想開始國際化曆程的。柳傳誌自己講：由於是知識分子辦企業，最初大家沒有時間觀念，開會經常遲到早退。為此，他規定：
誰遲到，誰罰站。但第一個犯規的是柳傳誌的老朋友、公司副總經理。怎麼辦？柳傳誌硬著頭皮執行了紀律，自己也嚇出了一身汗。
15年後，2004年底，當聯想宣布收購國際著名IT企業IBM的全球PC業務時，盡管有人懷疑這個“蛇吞象”能否消化，但沒有人質疑聯想已經成為一個國際化的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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