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觀趙樹理後期的這七篇小說的創作，唯一正麵的神聖而不可動搖的價值是實際的“生產勞動”，無論是老一輩人身上所體現的，還是與寫作青年相對的那些實實在在的從事生產勞動的青年身上所體現的。在趙樹理這裏，生產勞動體現了真實價值的存在，生產勞動也使人獲得了自我存在的確認。這種價值定位再一次展示趙樹理深層意識中三晉文化求“實”的底蘊。但這種求“實”的勞動定位引起了趙樹理更深層的自身矛盾，他自己的一生就是跳出生產勞動後在寫作中存在的，如此地確認生產勞動的價值意義也即對寫作的放逐，這樣他本人的存在意義也恰恰被放棄掉了，他一生的寫作意義也將受到懷疑。由此可見，趙樹理在此進入了“文學是什麼”、“寫作是什麼”的孤獨而矛盾的思考中。這種思考不再是純政治層麵的，也不是純現實層麵的，而含有了形而上的意義。
從趙樹理當年立意“文攤”要作“為農民實利”的大眾化文藝到晚年對其理想的深刻懷疑可以看出，他的理想追求與農民的實際利益追求實際上是一種“背靠背”的狀態，仍是知識分子式的對農民單向度的關注，而非彼此雙向的交流。農民不識字的現狀使其根本不可能與那些為他們寫作的知識分子進行溝通與交流，因此橫亙在知識分子與底層農民之間的這道障礙不是大眾化啟蒙的知識分子在現實可跨越的。封建社會的等級製剝奪了下層弱勢群體受教育的權力，都市出生的知識分子又不可能真正理解農村的實際現狀，就算是熟悉農村實際狀況的趙樹理這樣的知識分子出現，為生存而奔波的底層農民仍不可能受到現代教育而與趙樹理進行交流。趙樹理所堅持的文藝大眾化在當時的現實農村中隻能是一種善良而又美好的個人願望，可望而不可即。縱觀現當代文學對農村世界的關注，依賴於五四以來都市知識分子的啟蒙意識——民主、科學、自由、平等價值觀念———對農村民眾的啟蒙隻能是一種遠距離的觀望，而依賴於農村出身的知識分子對農村現狀的熟知，對農民“實”利的關注而作大眾化的努力，結果仍是趙樹理式的“背靠背”的結果。魯迅認識到自己無法啟蒙閏土、祥林嫂等人後“逃異地，走異路”，逃往知識分子聚集的都市，這是現代意識知識分子的“大逃亡”，他不再做啟蒙大眾的夢，而去做啟蒙與自己一樣的啟蒙者的夢了。趙樹理痛苦地感覺到自己作為一位為民鼓呼的知識分子在“體製”麵前的無力、軟弱與渺小，這種痛苦必然導致他轉向自我考問——我究竟能為農民做些什麼，我究竟拿什麼確認我的存在價值。但趙樹理沒有魯迅那樣高的曆史意識及自覺，三晉文化求“實”的精神孕育出他對“實”的堅守時也染上了固執與倔強，他仍想通過戲劇的改造來達到他的理想。1964年創作的《十裏店》是他傾注全部心血的臨終絕唱，作品無情地揭露了農村幹部以權謀私、蛻化變質的現象。雖然他根據上級領導的意圖一再修改，但仍難逃厄運，在太原僅上演一場即遇停演。正如魯迅表現的，在那樣的現實環境中，不去“逃亡”的趙樹理，堅守在農村，降臨的便是魏連殳和範愛農式的命運。曾經被定為“方向性”的代表作家在晚年一次次地挨批挨鬥，終在“堆著三張桌子的高台上被紅衛兵猛推到地，腰被打斷了，肋骨也被打碎了，打斷的骨頭紮到了肺葉”，永遠地閉上了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