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趙樹理小說的出現的確顯得有些異樣，陳思和先生言“趙樹理是‘五四’以來新文學傳統的異端”。
《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的發表，使趙樹理迅速地成為聞名全國的作家，在解放區、國統區批評家的高度讚揚下，趙樹理被樹立為“方向”性的作家。然而，在被樹為“方向”的同時，“農民作家”的稱呼也部分傳遞出一些批評家對趙樹理作品價值的疑慮，由於沒能塑造出階級新物、不擅長表現社會重大題材等“缺陷”，趙樹理的作品在建國前後都不斷地受到批評。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趙樹理小說的評價仍是極為相左，一些批評者認為趙樹理的小說是毛澤東時代的典範作品，缺乏現代品性，一些批評家采用“民間”的、“反現代”的角度，將其納入到多元的現代文學中來。在半個多世紀中，有關趙樹理小說的批評是如此的彼此衝突，以至趙樹理小說的現代性內涵仍是需要言說的問題。而對這一問題的重新思考，將會使我們的視野不得不躍出以五四新文學為界的現代文學，進入晚清文學，甚至更遠些，隻有在這樣較長的文學曆史中，我們也許才能看清現代文學的“現代性”，也才可能廓清趙樹理小說在文學史上的意義。
一、多元的小說現代性
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無論是20世紀40至70年代或是80至90年代，趙樹理小說評價不同的根源來自於對文學“現代性”的不同理解。對此問題，賀桂梅在《趙樹理小說的現代性問題》中，考察了日本學者洲之內徹與竹內好有關趙樹理文學現代性內涵的爭辯，提醒批評者要注意文學現代性的評判標準及其內涵的歧義。
“相較於洲之內徹從單一維度理解的現代性，竹內好的‘現代’是具有不同層次的，或者說，他關注的是‘現代性’的內部差異。”
洲之內徹認為趙樹理的小說其一是缺乏現代小說創作的基本方法——對人物的心理描寫，其二是缺乏現代人的主體意識；竹內好認為趙樹理的小說正是“以中世紀文學為媒介”“自覺從現代文學中擺脫出來”的明證。洲之內徹認為文學的西歐現代化是世界文學現代化的“宿命”，竹內好認為東方的反抗有可能超越這種“宿命”並產生出非西方的東西。在看到區別後，賀桂梅謹慎地說“竹內好的討論仍舊是值得商榷的……不過，具體到有關趙樹理小說的評價，竹內好的重要性正在於他將那種看似不言自明的普泛化的、西方中心式的現代文學想象作為‘問題’提了出來，而使得探尋一種‘另類’的現代文學成為可能。可以說，他選擇趙樹理文學作為一種另類現代性的典範，固然有其現代性的‘燭照’，更重要的原因或許源自趙樹理文學本身的曖昧品質”。
我們通常認可的文學現代性來自於對五四文學現代性的認可，五四新文學通過對傳統文化價值、文學藝術的批判和對西方近現代啟蒙思想及現代文學藝術的借鑒，企圖實現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思想啟蒙，這種現代性的西化性因素不言自明。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等五四文學社團成員都是大力學習西化的小說藝術方式來對民眾進行現代思想啟蒙的，這是現代文學現代性發生的主要路向。
同時還有另一不被後人注意的文學現代性發生路向，即強調本土文學的現代性轉化。五四新文化要傳播啟蒙思想，首先要提倡白話文學，要文學大眾化。1918年春，劉半農、沈尹默等在北大發起征集整理近世民間歌謠的運動，1922年12月創辦《歌謠》周刊雜誌，胡適、周作人等人都為此搖旗呐喊，當然這種運動更多是從學術研究的目的出發的。20世紀30年代，社會革命思潮的湧動需要大眾化文學，催生出文學大眾化的大討論，再到1939—1941年在抗戰社會背景下激起了文學“民族形式”的討論，這一文學大眾化思潮的發展過程構成了文學現代性發展的本土轉化路向。
從五四新文學始，這種強調西化的文學現代性和強調本土轉化的文學現代性就一直彼此衝突、交織在一起。20世紀中國社會動蕩，思潮繁雜，不同時期對文學現代性的價值也有不同的側重。趙樹理小說在不同時期的被認可和被批評，正是基於這種文學現代性認識的多元。賀桂梅在她文章的最後說“重新麵對趙樹理文學內涵的複雜性，並不是要在此判斷其‘現代’與否，而是反省我們的現代觀和那些定型化的關於現代的想象方式。也就是，將我們一直視為價值評判標準的‘現代性’本身作為一個問題來討論。
趙樹理小說創作及其文本正提供了展開類似討論的可能性”。而這種對文學“現代性”觀的反思，反過來又會開闊趙樹理小說研究的視野。隻是，這種趙樹理研究還仍是限製在五四以來的現代文學觀範圍內，仍難以辨認趙樹理文學的存在在近代以來文學史上的意義。我認為要反思“文學現代觀”，我們就不能不越出以五四新文學為界的現代文學，就不能不放寬視野進入五四新文學之前的文學，在較長的文學史中去探究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在這樣的視野中才可能看到趙樹理小說在近代文學史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