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一個充滿機會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智慧的時代，此言不虛。其實，不僅中國如此，外國也是一樣。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日本的經濟以神話般的速度起飛的時候，中國的智慧典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許多商人、企業家、政治家從中國傳統智慧中汲取了營養，獲取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在當代中國，應該說，傳統智慧已受到了應有的重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國出版界掀起了一股介紹各種智謀韜略的“謀略熱”，其來勢之猛，真讓人應接不暇。然而，幾年下來，我們發現，這些所謂的謀略典籍的確有“誨盜”之嫌，因為它們往往隻注重教人如何行權使術，卻忘了教人如何做人。於是，傳統智慧仿佛隻剩下了赤裸裸的“術”，人也就隨之變成了權謀和利益的動物。這遠遠背離了中國文化的實質，也不能讓人有真正的智慧，不能助人成就真正的大業。
中國人似乎天生都是政治家，據說，政治的運作方式是“人治”，傳統文化的精髓就是“治人”，於是，人人也就都成了謀略家了。其實，在一定意義上講，中國人的學問往往被理解成謀略，“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就是很有代表性的話。有許多中國人不僅把自己的一生都花在謀劃、算計別人上，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內耗，更為嚴重的是，謀劃和算計在長期的曆史發展過程中早已上升為一種根深蒂固的為人們所認同和稱許的處世態度和人生觀。它已經不是一種“術”，而是中國人的人生之“道”，是中國人內在的處世哲學和難以改變的文化精神。一般所說的中國人善於“窩裏鬥”，就是由此而來的。
然而，中國的智慧究竟是怎樣的呢？中國的智慧定型於春秋戰國時期，而中國智慧中的道與術也定型於這個時期，從那時開始，就決定了中國智謀型文化的特征。在這一時期，出現了一大批文化巨人，如老子、孔子、莊子、墨子、孟子、孫子、荀子、韓非子等，並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麵。縱觀上述主要學派，我們會發現，盡管各學派之間有很大的差別，有的地方甚至針鋒相對，但有一點兒是共同的，那就是這些學派都非常關心政治，有的學派甚至其思想的出發點和終結點都在政治上。儒家要建立一個德化淳美的理想的王道樂土，是一個典型的為政治而建立的學派；即使是標榜最不關心世事的道家，“無為而治”也是它思想的重要側麵。“無為”的目的是什麼？還是在於“治”，這“治”就是社會的安定，就是政治，所以，道家在骨子裏還是沒有忘懷現實政治。其他的幾個學派也是一樣，都是從不同的側麵和各自的角度來考察現實並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
尤其有意味的是，這些主要的學派不僅都非常關心政治，而且學派政治觀更都不約而同地指向了“治人”，都是從治人出發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的。治人就必須講究方法，講究方法就是智謀，就是謀略，就是權術。同時還必須看到的是，如果智謀在當時僅僅是作為一種具體的手段而存在的話，那麼，這還不能完全形成智謀型的文化，而當時的實際情形是，智謀被係統化、社會化、規約化，被提升為一種牢不可破的社會製度性的規範和原則，不論是學者、帝王還是平民，都沒有對這種規範和原則提出懷疑。即使是在當時最為憤激的道家，實際上也是用反對一般謀略的方式來推行自己更為深刻的政治—文化謀略。各種學派和文化都在智謀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納入了謀略的範疇，成為智謀不同的組成部分。至此，中國的智謀型文化突破就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