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會有人以為，者勒篾為何要赤裸著身子進入敵營，這本身並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原不必如此認真地對它刨根問底。但是他們沒有想到，人類以往的曆史已一去不複返；想研究曆史的人，如果不能夠從五花八門的片斷資料中找回對過去時代的觸摸肌膚般的感知和理解，也就無法真切地“看見”他想追尋的那段曆史。“不拘細節”或以“不拘細節”而沾沾自喜的人，起碼是不能成為像樣的曆史學家的！
當然，蒙古帝國時代的曆史資料並沒有為作者的上述解釋提供直接的證據。那麼作者是從哪裏獲得這項有關知識的呢？他曾廣泛地遊曆過古代蒙古人所到之處，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穿越俄羅斯、中國、蒙古、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去追尋蒙古人的足跡。我用了一個夏天的時間沿 著突厥部落在古代遷移的道路行走”；“然後，大致遵循馬可·波羅的海上航線，我圍繞這個古帝國一圈，從華南到越南，穿越馬六甲海峽，到達印度及波斯灣的阿 拉伯國家，最後抵達威尼斯。”不過，光靠這種走馬看花式的旅行考察，斷然還無法寫得出像現在這樣的一本書；盡管連作者自己對此也一度估計不足。1998 年，他再次去到蒙古。出乎他本人意料的是，原先是為結束本課題研究而安排的這次“收尾式的短暫旅行”，卻變成了另一項長達五年之久的研究。這位文化人類學 家如今才真正找回了自己的感覺：這是長期與“一群不斷更換的蒙古學生、學者、當地牧民以及養馬人”一起生活和工作帶給他的最大收益。對於自己的這一大群合 作者，他充滿敬意地寫道：“他們之間總是非常激烈地進行著爭論，試圖回答我正在探討的問題。他們的判斷和答案總是比我的好，而且他們經常會提出一些我從未想到過的問題。他們了解牧人的想法，盡管在陌生的地域，也可以很容易地確定他們的祖先將會在哪裏紮營，將會按哪個方向行進。他們很容易判別出哪個地方蚊蟲 多，因而不適合夏季駐宿，哪個地方太過暴露，故不適宜冬季下營。更重要的是，他們樂意驗證自己的想法，例如，弄清楚騎著一匹馬從一個地點到另一個地點究竟 需要多少時間，或對不同地方的土壤和牧草進行比較，弄明白馬蹄擊地的回聲因而會如何不同。他們知道在凍結的江麵上，需要多厚的冰層才能讓人騎著馬走過，在什麼情況下人可以在上麵步行，或者必須破冰涉水而過。”
人類學家總是力圖從被研究對象自身的經驗、思想及其生存的自然和社會環境出發，去尋找對於他們行為的社會和文化解釋。所以作者反複強調，《蒙古秘史》的解讀，必須建立在“對十三世紀的蒙古文化和地理”具有“深厚知識”的基礎上。他說，除非把文獻讀回到“事件發生的實際地點上去”，否則現代的人們將難以理解史詩敘事的來龍去脈和它作為一部傳記史的意義。散見在本書中的諸多新鮮見解，頗多得益於被作者所全心全意地予以堅持的這一特殊學術取向。
也許會有人以為，者勒篾為何要赤裸著身子進入敵營，這本身並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原不必如此認真地對它刨根問底。但是他們沒有想到，人類以往的曆史已一去不複返；想研究曆史的人，如果不能夠從五花八門的片斷資料中找回對過去時代的觸摸肌膚般的感知和理解，也就無法真切地“看見”他想追尋的那段曆史。“不拘細節”或以“不拘細節”而沾沾自喜的人，起碼是不能成為像樣的曆史學家的！
當然，蒙古帝國時代的曆史資料並沒有為作者的上述解釋提供直接的證據。那麼作者是從哪裏獲得這項有關知識的呢？他曾廣泛地遊曆過古代蒙古人所到之處，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穿越俄羅斯、中國、蒙古、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去追尋蒙古人的足跡。我用了一個夏天的時間沿 著突厥部落在古代遷移的道路行走”；“然後，大致遵循馬可·波羅的海上航線，我圍繞這個古帝國一圈，從華南到越南，穿越馬六甲海峽，到達印度及波斯灣的阿 拉伯國家，最後抵達威尼斯。”不過，光靠這種走馬看花式的旅行考察，斷然還無法寫得出像現在這樣的一本書；盡管連作者自己對此也一度估計不足。1998 年，他再次去到蒙古。出乎他本人意料的是，原先是為結束本課題研究而安排的這次“收尾式的短暫旅行”，卻變成了另一項長達五年之久的研究。這位文化人類學 家如今才真正找回了自己的感覺：這是長期與“一群不斷更換的蒙古學生、學者、當地牧民以及養馬人”一起生活和工作帶給他的最大收益。對於自己的這一大群合 作者，他充滿敬意地寫道：“他們之間總是非常激烈地進行著爭論，試圖回答我正在探討的問題。他們的判斷和答案總是比我的好，而且他們經常會提出一些我從未想到過的問題。他們了解牧人的想法，盡管在陌生的地域，也可以很容易地確定他們的祖先將會在哪裏紮營，將會按哪個方向行進。他們很容易判別出哪個地方蚊蟲 多，因而不適合夏季駐宿，哪個地方太過暴露，故不適宜冬季下營。更重要的是，他們樂意驗證自己的想法，例如，弄清楚騎著一匹馬從一個地點到另一個地點究竟 需要多少時間，或對不同地方的土壤和牧草進行比較，弄明白馬蹄擊地的回聲因而會如何不同。他們知道在凍結的江麵上，需要多厚的冰層才能讓人騎著馬走過，在什麼情況下人可以在上麵步行，或者必須破冰涉水而過。”
人類學家總是力圖從被研究對象自身的經驗、思想及其生存的自然和社會環境出發，去尋找對於他們行為的社會和文化解釋。所以作者反複強調，《蒙古秘史》的解讀，必須建立在“對十三世紀的蒙古文化和地理”具有“深厚知識”的基礎上。他說，除非把文獻讀回到“事件發生的實際地點上去”，否則現代的人們將難以理解史詩敘事的來龍去脈和它作為一部傳記史的意義。散見在本書中的諸多新鮮見解，頗多得益於被作者所全心全意地予以堅持的這一特殊學術取向。
書中另有一個例子也很值得提出來加以討論。在他的父親也速該被塔塔爾人毒死、少年成吉思汗（當時叫作鐵木真）所在的孛兒隻斤家族被他們的近親泰亦赤兀惕部落 驅逐出去以後，鐵木真在非常孤立無援的生存環境中與他的同父異母兄弟別克帖兒發生了衝突。結果他殘酷地殺害了別克帖兒。《蒙古秘史》在敘及兩人不和時，僅 提到別克帖兒曾先後奪走過鐵木真捕得的一隻雲雀和一尾鹹水魚。在一個亟須同心協力以應付危機的時候，為一點小事而害死自己的親屬，鐵木真的此種行為確實有 些令人難以理解。於是本書作者想起了在古代蒙古人中流行的“收繼婚”習俗，即在一家之長死去以後，由其成年的長房長子繼承家長地位，後者並有權利將其生母 以外的父親其他庶妻收娶為自己的妻子。作者寫道，在也速該被毒死之後，別克帖兒“漸漸地開始行使最長男性成員的特權”。不僅如此，“別克帖兒長大後，訶額侖（按，此即鐵木真的母親）將接受他作為丈夫。因此，無論在哪個方麵，別克帖兒都是一家之主。然而，鐵木真決不能忍受與別克帖兒共處在這樣的局麵之下”。 鐵木真的失常行動由此似乎獲得了相當圓滿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