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把佛陀大大地理性化了。他不是這樣的。如果你深人存在的話，你就無法存在。很多次你不得不是非理性的——而佛陀正是這樣！但是要了解這一點，我們就必須把整個傳統放在一邊，直接迎向佛陀。這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它可以發生。
如果我現在對一個理性的人說話，他就會不知不覺地丟棄所有非理性的內容。但是如果我現在對一個詩人說話，同樣的句子、同樣的話就會有不同的含義。一個理性的人無法看到這些話的詩意。他隻能看邏輯、看論證。詩人以另一種方式看到這些話。這些話有一種色彩、一種詩意，它跟論證毫無關係。
所以，佛陀的形象是因看他的人而異的。佛陀出現在印度的時候，整個國家所有的非理性事物——吠陀經典、《奧義書），整個神秘主義——都經曆著一場危機。這場運動聲勢浩大，尤其是在佛陀居住的比哈爾邦。佛陀是極有往力的、催眠的。他給當時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們對佛陀的解釋必然是理性的。如果佛陀活在另一個年代，在世界上一個不反對神秘主義的地方，他就會被人看作一個偉大的神秘家，而不是一個理智的人。人們所認識的形象屬於特定的曆史時期。
依我看，佛陀並非主要是理性的。整個涅磐的概念就是奧秘的。他甚至比（奧義書）還要奧秘，因為（奧義書），無論它們看起來多麼奧秘，它們都有自己的合理性。它們談論靈魂的轉世。佛陀則談論沒有靈魂的轉世。這比前者更加奧秘。（奧義書）談論解放，但是你還在那裏。要不然．整個事情就會當你談論倒退的人時，你說倒退的意
基督教更關心你的行為。而行為隻是外圍的。問題不在於你做什麼；問題在於你是什麼。即使你不斷地改變你的所做所為，你也沒有真正改變過任何東西。你還是老樣子。你在表麵上可能是一個聖人，但是你的內在還是老樣子。
那些西方人的問題就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行為感到內疚。我不得不跟他們作鬥爭，隻是為了讓他們覺知到他們的更深的問題——自身存在的問題，而不是精神的問題。佛教和蓄那教也造成內疚。不是這種內疚，而是另外一種內疚。管那教徒沒有基督教徒所感覺到的內疚，因為他們沒有罪的問題，但是他們有一種深深的感覺：一個人除非超越某些事物，否則就是劣等的。
耆那教徒也沒有設計過任何靜心的方法。他們隻設計了各種不同的規矩：要做那個。要做那個。不要做這個一整個概念都圍繞著行為這個中心，但是就他的內存在而言，他是非常可憐的。
佛教不是死氣沉沉的，因為它的著重點不同。佛教的道德部分隻是靜心部分的延續。如果行為必須改變，它也隻是為了幫助靜心。在基督教和管那教中，它本身就是有意義的。
如果你做好事，你就是好的。對於佛教則不是這麼回事。你必須從內在被超越。做好事可以幫助你，它可以成為一部分，但靜心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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