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中日雙方均缺乏政治手腕，以致無法籌劃出有利雙方的經濟發展計劃，解除日本侵略中國的經濟因素。中日兩國主戰的報紙，一致渲染：如果中國富了，日本一定會窮；反之，如果日本富了，中國也一定會窮。雙方沒有合作的餘地。
九一八事變之前，中國輿論著重在反對不平等條約上。經過研究和實地觀察，我當時認為東北問題不易解決，因此我以為應該格外注意才對，我認為除非中日雙方小心、聰明，否則，就會發生巨變。關於此點，我很謹慎，當時不願表示先見之明，所以也不願預測“事變”的性質、時間和地點。迨九一八事變發生，我也和其他的人一樣感到震驚。我應該再補充一句，當時我對調整中日衝突關係還沒有詳細的腹案，我仍在摸索，想要找出一個雙方均能獲益的辦法。
我一向不怕日本，我認為，就中日兩國而言，中國弱，日本強不過是暫時現象。我曉得日本有裝備精良的陸海空軍，有訓練有素的士兵和有效率的官員。軍隊的後麵，他們有最愛國、最勤奮、最儉樸、最守紀律的國民。盡管日本有上述的優點，我卻不認為她對我國會構成永久的威脅。我相信時間是對中國有利的。沒有強國的基本根據地，任何人都不能建立、保持一個偉大帝國。因此，我對九一八事變的主要想法是爭取時間。
上述想法，可能是一廂情願的。但我對北大、燕大、清華學生們演講時，卻一直以這種想法作為基本理論，我一直認為九一八事變是地方性的。
一九三一年冬，外交部長顧維鈞博士提議將東北南部的錦州附近地區劃為中立區，隔開中日雙方的軍隊。我讚成他的建議，此舉可使衝突緊張形勢不致蔓延。當燕大校務長司徒雷登約我到燕大演講時，我極力支持顧氏主張。講完後，燕大名教授陸誌韋（Lu Chih-Wei）起立代表教職員及學生聯合會發言。經過簡短的說明，他提議燕大師生通電全國，反對設立中立區。政治係主任徐淑希（Hsu Shu-hsi）也讚成他的提議。司徒雷登校務長將提案付諸表決。我從台上看到一片手海，心中不免沮喪。我當時覺得我是在對戰爭的狂熱者從事一場艱苦的作戰。
全國學生一致要求抗戰。他們到南京向中央政府請願，鐵路為之受阻。主戰情緒發展的邏輯是很簡單的。日本占領中國領土，中國必須要抵抗，即使是戰敗、戰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恥的，不戰而失地更是永遠洗刷不掉的恥辱。
當時日本主政的是民政黨。我和華盛頓史汀生（Stimson）國務卿一樣，都把信心寄望於民政黨。一九二七年夏，當我在東京研究時，我曾見過日本外相幣原（Baron Shidehara），我與他在華盛頓會議中也見過麵。他曾表示：他和他的政府決定與中國保持和平，不幹涉中國內部的統一。一九三一年冬，有一位朋友告訴我，幣原於那年夏天就曾要求當時中國駐日公使汪榮寶，回南京向政府報告。“告訴你們政府，”幣原說，“一個大事變就要發生了。除非中日雙方政府謹慎處理，雙方均將被毀。盡速和我來解決。但，我一定要占一些便宜。如果你的政府不肯讓步，我的政府必然會垮台，而後任將較我更甚，會要求無厭。”事實上，整個七、八兩個月，幣原一直都急於尋求談判的機會，而南京和東北方麵都盡量設法避免。明了對方所使用的策略後，我不禁感到我們的政府措置失當。而且也越發使我相信日本民政黨的政府是急欲將“九一八”事變地方化的。
當時中日雙方均缺乏政治手腕，以致無法籌劃出有利雙方的經濟發展計劃，解除日本侵略中國的經濟因素。中日兩國主戰的報紙，一致渲染：如果中國富了，日本一定會窮；反之，如果日本富了，中國也一定會窮。雙方沒有合作的餘地。
九一八事變之前，中國輿論著重在反對不平等條約上。經過研究和實地觀察，我當時認為東北問題不易解決，因此我以為應該格外注意才對，我認為除非中日雙方小心、聰明，否則，就會發生巨變。關於此點，我很謹慎，當時不願表示先見之明，所以也不願預測“事變”的性質、時間和地點。迨九一八事變發生，我也和其他的人一樣感到震驚。我應該再補充一句，當時我對調整中日衝突關係還沒有詳細的腹案，我仍在摸索，想要找出一個雙方均能獲益的辦法。
我一向不怕日本，我認為，就中日兩國而言，中國弱，日本強不過是暫時現象。我曉得日本有裝備精良的陸海空軍，有訓練有素的士兵和有效率的官員。軍隊的後麵，他們有最愛國、最勤奮、最儉樸、最守紀律的國民。盡管日本有上述的優點，我卻不認為她對我國會構成永久的威脅。我相信時間是對中國有利的。沒有強國的基本根據地，任何人都不能建立、保持一個偉大帝國。因此，我對九一八事變的主要想法是爭取時間。
上述想法，可能是一廂情願的。但我對北大、燕大、清華學生們演講時，卻一直以這種想法作為基本理論，我一直認為九一八事變是地方性的。
一九三一年冬，外交部長顧維鈞博士提議將東北南部的錦州附近地區劃為中立區，隔開中日雙方的軍隊。我讚成他的建議，此舉可使衝突緊張形勢不致蔓延。當燕大校務長司徒雷登約我到燕大演講時，我極力支持顧氏主張。講完後，燕大名教授陸誌韋（Lu Chih-Wei）起立代表教職員及學生聯合會發言。經過簡短的說明，他提議燕大師生通電全國，反對設立中立區。政治係主任徐淑希（Hsu Shu-hsi）也讚成他的提議。司徒雷登校務長將提案付諸表決。我從台上看到一片手海，心中不免沮喪。我當時覺得我是在對戰爭的狂熱者從事一場艱苦的作戰。
全國學生一致要求抗戰。他們到南京向中央政府請願，鐵路為之受阻。主戰情緒發展的邏輯是很簡單的。日本占領中國領土，中國必須要抵抗，即使是戰敗、戰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恥的，不戰而失地更是永遠洗刷不掉的恥辱。
當時日本主政的是民政黨。我和華盛頓史汀生（Stimson）國務卿一樣，都把信心寄望於民政黨。一九二七年夏，當我在東京研究時，我曾見過日本外相幣原（Baron Shidehara），我與他在華盛頓會議中也見過麵。他曾表示：他和他的政府決定與中國保持和平，不幹涉中國內部的統一。一九三一年冬，有一位朋友告訴我，幣原於那年夏天就曾要求當時中國駐日公使汪榮寶，回南京向政府報告。“告訴你們政府，”幣原說，“一個大事變就要發生了。除非中日雙方政府謹慎處理，雙方均將被毀。盡速和我來解決。但，我一定要占一些便宜。如果你的政府不肯讓步，我的政府必然會垮台，而後任將較我更甚，會要求無厭。”事實上，整個七、八兩個月，幣原一直都急於尋求談判的機會，而南京和東北方麵都盡量設法避免。明了對方所使用的策略後，我不禁感到我們的政府措置失當。而且也越發使我相信日本民政黨的政府是急欲將“九一八”事變地方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