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腐跟革命的一點不尋常的關係
豆腐是正宗的中國國粹。有人說，豆腐應該算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其他的四大發明，還有國家在跟我們爭，而這個豆腐，連丁點爭議都沒有。近來，西方世界動物保護主義和素食主義流行，提倡以植物蛋白代替動物蛋白，中國的豆腐，成了一個榜樣，讓西方人佩服得一塌糊塗。
國人到了西方，如果一時沒有更好的工作機會，隻要有做豆腐的手藝，就可以混飯吃，已經見過不止一個國內的教授，在美國或者加拿大，靠做豆腐過得挺滋潤。那種把一粒粒的黃豆變成白白嫩嫩的方塊的把戲，在白人看來，跟變戲法差不多，隻有中國人玩得來。現在日本人也會做豆腐了，不過所謂的日本豆腐，不像豆腐，倒更像是中國人做的雞蛋羹的失敗版，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所以，要吃豆腐，還得靠中國人。
發明豆腐的中國人據說是西漢時的淮南王劉安。關於他的傳說很多，有煉丹藥的，也有吃美食的，豆腐的發明當屬於後者。西漢提倡簡樸，貴族不許用金屬器皿，所以大家紛紛在吃上下功夫。從馬王堆的發掘可以看出，那些王侯貴婦們對吃是多麼地熱愛，出土的物什，要是現代人有本事保鮮，那些豐富而且色香俱全的食品準會讓世界驚掉眼鏡。由此推斷，劉安發明豆腐，倒也合乎道理。豆腐的發明者是貴族，讓豆腐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也是個名門之後，這個人名叫李石曾。
李石曾是李鴻藻的公子。李鴻藻是晚清的重臣，清流的領袖，在世的時候，很有點保守的色彩，總是跟搞洋務的人過不去。但是他這個晚年得的兒子，思想卻新潮得緊，於國學沒有興趣，在科舉上沒有半尺進展，卻早早地就跑到法國留學，學成什麼不太清楚，讓人知道的卻是身為貴公子的他，在巴黎開了一家豆腐公司，比較成規模地讓洋人見識了中國發明的豆腐的模樣和味道。
李石曾在海外多年，但卻始終學不成洋模樣，身穿西裝，卻要紮個中國式的腰帶，走起路來，腰帶凸在前麵，硬是紮眼，據說巴黎的銀行曾經因為他這身打扮而不讓他進去。李石曾又嗜好大蒜，西服上邊的口袋裏，裝的不是手絹，而是蒜瓣。這樣的中西結合式人物，想到在西方販賣中國國粹倒也自然。為了讓國粹保持原汁原味，李石曾豆腐公司的師傅和小工，一律從國內找來。那個後來幫助梅蘭芳改革京劇的齊如山，就給他帶去了幾十位，一路上，這些中國農民要蹲在坐便器上方便，很是辛苦。
就這樣，洋人們嚐到了正宗的中國豆腐，李石曾的豆腐公司也發了洋財。發了財的李石曾在政治上卻不安分，因好友張靜江的關係，開始資助起孫中山的革命黨來。據說，隻要孫中山沒錢花了，拍電報去，A字代表一萬，B字代表兩萬，C字代表三萬，錢就從巴黎過來了。李石曾的父親所忠於的王朝，多少有一點他的努力，被推翻了。可惜“民猶是也，國猶是也”，李石曾隻好再接著忙活。
第二件事從後來的結果看，也跟革命大有關係，那就是組織中國青年留法勤工儉學。成千的有誌青年來到了法國，來到了歐洲，學成什麼我們不知道，隻知道這些人中間，湧出了一大批共產黨人，中國人最早的共產主義小組，就是由這些勤工儉學的人成立的，當時叫青年共產黨。如果按某些研究者的說法，其實這青年共產黨，才應該是中國最早的共產黨。這些在法國搞共產革命的人，後來都成了中國曆史上倒海翻江的人物。而這些人留法的基金，一部分就來自於豆腐。
中國人的豆腐，賣到外國之後，就這樣跟兩次中國的革命都發生了一點不尋常的關係。
言官逸事
諫官和禦史，在古代又被稱為言官，就是說話的官。這種官沒有別的職責，就是要說話，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提批評和建設性意見。言官之言，在古代是相當正經的事情，關係朝廷興衰、吏治清濁。
不過，說話一旦成為一種職守，對於那些特衝、特有說話欲望的人來說，言多必失，沒準哪天就丟了飯碗。而那些說話欲望不那麼強烈的，不說話也不行，等於白吃飯不幹活，可說話吧，一不留神，碰了皇帝哪根神經，或者得罪了哪個大人物，自家的烏紗帽便難以保住。
對於這些職業說話的官來說，最高境界是當李林甫說的那種儀仗馬，好吃好喝，悶聲不響，大家過太平日子。當然，這得碰上皇帝怠於政務、權臣又不樂於生事的時候才行。
說話難，又必須說，因此言官之言往往在高頭講章和不痛不癢兩個方麵做文章，說大道理，拽大詞，從三皇五帝開講，最後說幾句現成話，無非勤政愛民，不失農時，半天都落不到地上。如果這招兒不行，就走下三路，扯點無關宏旨的小事，雞毛蒜皮，兩下模棱。隻是後一類如果說得不好，一不留神，就成了笑話。北宋慶曆年間，有衛士震驚宮禁，滿朝文武嚇了一跳。有禦史建議，說是蜀中羅江狗（狗的品種，類似於今天我們說的德國黑背）不錯，可以用來頂替衛士。真要照這樣做了，那麼皇帝的禁衛軍，就變成狗衛隊了。金人入侵，宋室南渡，言官說話的水平並沒有提高多少，某年大旱，皇帝親自出麵求雨，有諫官奏請皇帝禁止天下宰殺鵝鴨。那意思，似乎隻要不殺這些水裏漂的動物，老天就會開恩降雨似的。碰到同樣的情景，明朝的諫官提的建議是，不許百姓吃蛤蟆。這多少靠譜一點，因為民謠曰“蛤蟆叫，天下雨”。不吃蛤蟆，多些蛤蟆叫叫，說不定雨就有了。
清朝的時候，言官說話最難，大道理不能說，因為皇帝認為，這種大道理，隻有朕才有資格講，臣子奴才亂講，等於僭越；彈劾批，評也不好說出口，說錯了，立馬被懲罰；當然，不說話更不行。言官們隻好眼睛向下，盯著老百姓，說點似是而非、興利除害的小事。雍正年間，有位禦史連上三奏，第一奏請皇帝下令，讓尼姑還俗。第二奏，要求民間如有女孩子年過二十還沒有出嫁的，由政府出麵為其擇配。這種主意，雖說強橫了一點，但也是古已有之的增加人口的老辦法，舊話重提，在那種時代，不算離譜，隻是操作起來有難度。第三奏最絕，他說，在他看來，民間鬥毆多半因為數十文錢，因此勞駕皇帝出麵，要求有關部門查清所有需要數十文錢的窮人，每人發數十文，於是天下太平。結果，雍正皇帝覽奏很生氣，後果很嚴重，直接讓這位禦史老爺回家吃老米去了。
如果雍正能夠同時看到另外一位都老爺（明清兩代禦史的俗稱）的奏折，估計氣肯定消了。當年，北京城裏城外，都可以見到馱煤的駱駝，由賣煤的人趕著進進出出，有時候，趕駱駝的人，就騎在駱駝上，橫著順著的都有。某位滿人禦史老爺，大概騎馬騎慣了，看見有人橫著騎駱駝，橫豎看不順眼，於是上奏要求皇帝出麵，禁止趕駱駝的橫著騎，說是可以防止他們被顛下來。
在那個時代，建言的人理論上言者無罪，屬於製度上特許的可以放開一點膽子說話之輩，但是，隻要現實生活中有一言九鼎的皇帝，有惹不起的權臣，或者得寵的嬪妃、皇帝身邊的太監，任你是誰，說話也得小心。即便是有特權的言說者，大概也隻有說空話的膽量，沒有說錯話的權利。
門客的錯會意
門客也叫清客。一提這個詞，看過《紅樓夢》的也許會想到整天圍著賈政轉的那群酸人。
不過在中國，最早的一批門客，不見得都是文人，幹什麼的都有，以武士居多，要離、聶政、豫讓，還有荊軻這樣的刺客死士，都屬於門客。蘇秦、張儀和藺相如這樣具有治國之才的舌辯之士，也都做過門客。戰國四大公子，個個以養士聞名，所養之士，都是門客。以孟嚐君的門客最多，也最沒品，雞鳴狗盜都有，一旦主人失了勢，大家一哄而散，還好，剩下一個老是彈鋏而歌、善於自我維權的家夥，真還就有用，居然無中生有地給主子建構了三窟，官位與權勢都回來了。到了大一統王朝的時代，門客逐漸被文人墨客包辦了。秦漢之際，皇帝身邊的侍從、有權勢的大臣身邊的門客，多半都是文人。文人做門客，大多是將之視為入仕的門徑的，很希望幫助主人做點經國濟世的大事，但是他們的主人，卻往往不知不覺地把這些人跟優人小醜和雜耍同等相待，作詩作賦，插科打諢。這種狀況，到了唐朝風景依舊。大詩人李白，做了翰林供奉，有機會在皇帝身邊廝混，想的是如何輔佐君王致堯舜，但唐明皇卻把他跟平時解悶的戲子一樣看待，國家大事根本不容他插嘴。詩人一生氣，使性子掛冠而去，皇帝也一笑置之。清朝皇帝喜歡讀書，但南書房裏皇帝身邊的一群翰林出身的“上行走”，也無非以倡優畜之，乾隆說過，朕觀文士之言，不異俳優之口。
跟漢朝差不多同時的古羅馬盛期，也盛行門客。跟同時期的中國一樣，古羅馬的門客也是文人的天下。隻不過在古羅馬，隻要有錢，都可以請門客。權貴可以有門客，被釋放的奴隸發了財，大字不認識幾個，也一樣可以請一堆門客。隻要供養的費用足夠高，文人們倒不覺得有什麼丟臉的。同樣，古羅馬有錢人養門客，跟養騎手、養小醜、養情婦一樣，大抵是給自家解悶的。而文人則以為主人是在鼓勵文學、資助學術。加上古羅馬文人比較多，征集容易，因此，門客的價格大抵就比較低，比騎手和情婦大為不如，因此當時的詩人，往往在自己的詩作裏，大歎窮經，憤憤不平。
古羅馬被蠻族滅亡之後，凡是識字的人，都惹不起那些什麼也不懂的新主子，於是躲進了教會，西方的門客暫時告別了市場，退出曆史舞台；中國這邊，門客們卻風雅如昔，換了一個名字叫做幕僚，有時候也叫西席或者師爺。如果主子地位比較低，門客是需要做點事的，比如幫忙參與征糧征稅，參與審案斷獄，寫寫官場往來的文書等，最關鍵的是，把向上級彙報的文案做好。但是官如果做大了，這樣的瑣事，也有低級的師爺來做，但官員的身邊，必然像賈政一樣，有一群風雅之士詩酒酬唱，隻有非常難辦的奏章，才會勞神這些高等清客大駕，動一動筆。比如鬧長毛的時候，曾國藩想參掉棄城逃跑的某位大員，恰好這位大員在朝中特有勢力，無論如何動不了，最後勞煩幕中的李鴻章大筆一揮，一個特毒特狠的奏章上去，西太後老佛爺也隻好忍痛割愛了。
可惜這種能幹的門客或者幕僚不多，而且隻要不趕上戰爭，和平時期的高級門客也沒有很多的事可做，平日裏，除了喝酒聽戲，做點歪詩，給主子開心解悶，就得像賈寶玉大觀園題詠那樣，連主子公子的大作都得“轟然叫好”，或者故意寫點不入流的貨色，來配襯公子。顯然，這種功夫是清客的基本功，否則就做不好清客，混不來食有魚、出有車的地位，而且還可能夾鋪蓋卷走人。
門客到了這個境地，再要想經國濟世，自己也覺得不切實際了，大家都是明白人，不約而同地在奉承主人上下功夫。古代官場風氣還沒有今天這樣的無恥，直截了當地拍和捧，主子還是有些吃不消。拍馬要講點技巧，更要為主子排憂解難，主子不好說出口的事，要心領神會，主子不便出麵的事，要悄然辦在前麵。隻要做到這個份上，門客就大有可能被主子找機會推薦出去做官，過不了幾年，自家也可以請門客了。
門客的名號在今天也許已經成為曆史，但門客的精氣神，好像還在。總有些很有自覺性的文人，有意無意以門客自任，時常會主動地想為主子排憂解難。可惜他們認定的主子，卻並不總是領情，因為門客的幫忙，經常會幫了倒忙。
詩人加能吏的仕途悲劇
自古以來，人如果作詩作得比較好，成了詩人，那麼在做官方麵，就差點意思。
古來為人稱道的清官能吏，比如狄公狄仁傑、包公包拯、施公施綸、彭公彭鵬之類，沒有一個是詩人。
反過來，建安七子，孔融詩作得好，做太守的時候，“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可有賊來攻城，隻能城破而奔；另一位詩壇高手陳琳，為袁紹起草討伐曹操檄文，罵人罵得連曹操的“頭風”都不藥而愈，但真正做事，卻百無一能，接下來，竹林七賢如此，詩與酒都很聞名，但卻沒聽說有什麼政績；南朝大小謝，唐朝的李、杜，都差不多。
詩人和能吏，看來很難兼而得之。不過，大千世界，例外總會有，清朝的袁枚，就是一個。
袁枚是清朝鼎盛時期數一數二的大才子，12歲中秀才，廣西巡撫命其作《銅鼓賦》，提筆立就。二十出頭就登科及第，點了翰林。時人說他“身長鶴立，廣顙豐下，齒若編貝，聲若洪鍾”，一翩翩佳公子也。據說當年袁枚點了翰林之後，回鄉娶媳婦，有好事者繪圖記其事，圖上的袁枚，年少玉貌，身披紅鬥篷，胯下騎白馬，從者數人。這樣的少年進士，如果放在唐朝，照例是要被推為五路探花使，遍訪長安名花，飽享豔福的。
然而，少年得誌的袁枚（古之少年，即今之青年），很快就碰上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挫折。按規矩，進士點翰林，除了三鼎甲之外，一般人都屬於翰林庶吉士，即見習翰林，一年後大考，如果合格則轉為翰林編修，不合格則分發六部做主事，再差的則放到地方做知縣。才高八鬥的袁枚，居然被放下去，做了知縣。
做了七品芝麻官的袁枚，並沒有天天飲酒賦詩，荒廢政事，反倒得了能吏之名，前後做了幾個縣的縣令，每到一處，很快就會把前任的積案清理幹淨。袁枚斷案如神的故事，在民間到處流傳，被老百姓編成歌謠傳唱。時人說他可以引經折獄，有儒者之風，其實他的訣竅無非是每到一地，依靠當地鄉紳鄉老，調查清楚有多少不良分子，然後張榜公布，許其三年不犯榜上除名，這麼一來，犯事的自然少，加上“依靠群眾”，耳目眾多，有外麵來流竄作案者，多半逃不掉。平時百姓的爭執，他倒是經常引經據典，三下五除二，調解開了，其中很多典故，其實就是蒙人，蒙人蒙到兩家不吵架，不打官司，也是積德。因此，周圍的縣，老百姓有了難解之事，也會來找他排解。
按清朝的規矩，翰林是士林金字塔的頂尖，凡是做過翰林者，即使外放做縣令，也是老虎班，上司照例高看一眼，升職排班，一律優先，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升官的。可是，既能作詩，也能做事的袁枚，身列老虎班，卻總也升不上去，不僅升不上去，而且知縣從大縣富縣，做到了窮縣小縣，從江蘇做到陝西去也。十年官場蹭蹬，少年袁枚變成了中年袁枚，人到中年，百事看得開，於是辭官不做，在金陵附近買了塊地，據說此地當年謝安待過，人稱謝公墩，修了一座隨園。從此袁枚在園子裏飲酒作詩，做起了職業詩人，當然也是名士。各個朝代的慣例，做了名士，仕途也就甭想了。
做了職業詩人兼名士的袁枚，詩作得好，當時連高麗琉球都高價求之。除了作詩之外，他還有兩件事特別有名。一件是關於美食的，袁枚著有《隨園食單》，記載了許多當時美食佳肴的做法。當時的隨園，種菜養雞養鴨還養豬和兔子，養法與眾不同，加上他自己就是廚子中的高手，率領眾多高廚，做出來的菜肴，自是別具一格。當時的隨園，經常高朋滿座，有次開筵，客人居然達500人。各處達官貴人、詩人名流，隻要路經金陵，沒有不去隨園的。第二件是為人風趣，善解人意。到隨園的人，除了可以飽口福，還可以飽耳福，隨園老人（袁枚）的詼諧風趣，無人可及。 《清史稿》說他，“……詼諧諛蕩，人人意滿。後生少年一言之美，稱之不容口”。一個朋友死了，他把朋友欠他的五千金債券，一把火燒了，而且還拿出錢來幫助朋友的後人。
善於美食美言的袁枚，也會掙錢，否則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銀子哪裏來。袁枚的官運不佳，但文名遠揚，四方貴人和富人，求他給死去的爹娘寫墓誌銘的，不知凡幾。求人例有高報酬，看在錢的份上，袁枚有求必應，來者不拒，你要什麼，我寫什麼，反正最後胡亂寫的，他都不收進自己的集子，隻當是掙錢的買賣。
第二樁掙錢的買賣，是收弟子。中國是詩之國，雖說清朝詩有點衰，但喜歡作詩的人還是很多，加之袁枚不僅能詩，而且善繪，一手文人畫，也很出名。因此，四方慕名而來拜在門下者，相望於道。袁枚不僅收男弟子，還收了十三個女弟子，既教詩，也教畫。這種事，在那個時代，很為人所詬病，男女授受不親，但袁枚是名士，是有大才而棄官不做的名士，這種人，曆朝曆代都會有所優容，因此，罵歸罵，皇帝卻沒有問罪。
袁枚是乾隆四年的進士，一生都生活在乾隆這個“聖主”的影子裏。按說，這樣一個既能作詩，又為能吏的少年才俊，理應得到賞識，可是，恰是皇帝本人不喜歡這位才華橫溢的詩人加能吏。按清朝的慣例，全國進士出身的官員，皇帝都要親自考查，更何況是做過翰林的。袁枚太聰明，太有才情，也太能幹，稍微有點愛才之心的上司，都不能不喜歡他。但是，乾隆是“英主”，是自恃詩才和學問比所有臣子都強的十全老人，他不可能容忍一個才情和天分都比他高的全才，這樣的全才，即便冒出來了，也不能讓他升上來。相比來說，皇帝寧可用庸材，因為庸材方可以顯示出皇帝的高明，如果有才，也得含蓄一點，在皇帝麵前裝點傻，才可以過得去。少年得誌的袁枚，自然不可能像六十歲才發跡的沈德潛那樣深藏不露，揚己露才，在所難免，因此，仕途失意是必然的，皇帝沒有找個茬子把他殺掉，已經算是很有雅量了。
文人之舌
文人的口舌是惹禍的根苗，也是謀生的工具。眾多三家村學究、私塾的教書先生，無日不賴此為自家換取衣食。就是那些混到廟堂之上的士大夫，無論晉升還是保級，舌頭都是離不了的。在遊說得官的年代，張儀在被人暴打一頓之後，醒過來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的舌頭還在嗎？後來得官之途改道了，從推薦變成考試，但做官的人，還是得會說話。
做官首先要建言，對政務提出建議和看法。建言可以通過文字的方式，但開會的時候，總要說話，麵對麵的對話顯然更要緊些；其次是拍馬，拍馬也一樣可以有文字的形式，但直接拍、當麵拍，立竿見影；其三是“忽悠”，讓別人相信你、同意你的看法。這非得直接而且當麵才會有效。
不過，但凡說話，就有風險。拍馬屁也有拍到馬腿上的時候，某些出身草莽、居心叵測的皇帝，比如朱溫和朱元璋，還經常設套引誘臣子來拍馬，然後安個欺君的罪名殺了。比如朱溫就曾經跟臣子說：柳木做車軸好。臣子馬上附和道：當然好。朱溫大怒：你們玩兒我，柳木怎麼能做車軸，車軸必須用棗木做！於是附和的倒黴鬼就真的變了鬼。
至於建言和忽悠，危險就更大，尤其是麵對君主的時候，伴君如伴虎，不知道什麼時候碰了龍須，龍顏大怒，自己吃飯的家夥就沒了。所以，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鏞說，做官要多磕頭，少說話。少說話也還是得說話，為了防止說錯，唐朝的蘇味道告訴你要“模棱”，含含糊糊，藏頭縮尾，到處留下活扣，見機行事，看風轉舵。
最惹禍的舌頭，是跟領導過不去的那種。上司說東他偏說西，上司說西瓜好，他偏說南瓜也不錯。中國文人因為管不住舌頭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獄的，不知有多少，但是不吸取教訓的仍然比比皆是。這樣的人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自己覺得皇帝做得不對，給皇帝提意見的，學名叫諍諫，一種是自說白話，發非常奇異可怪之論，不僅皇帝聽了不順耳，連一般人都接受不了。第一種比較常見，在明朝之前，朝廷裏設有專門的官員，專職幹這個。但別的官員如果想要說點什麼，在理論上也是可以的。這種事情，平常往往不顯山不露水的，隻有在非常時期，或者趕上了非常之人，動靜就特別大。比如東漢後半段，外戚、宦官換著專權，把官爵拿出來當街叫賣，於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了，前赴後繼地出來說話，太學生們也跟著起哄，鬧學潮，一浪接一浪。害得朝廷不得不動用專政工具，打的打，殺的殺，抄的抄，趕的趕。明朝中葉以後，宦官再一次專權，這一次更厲害，幹脆做了“立皇帝”，士大夫又嚷了起來，結社集會，不依不饒。當然朝廷也更有辦法，幹脆扒了褲子當廷打屁股，一直打到稀爛，斷了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