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美國人一直討論的和談條件是寬容還是嚴苛，而是在於要恰如其分地讓日本接受懲罰，從而把他們那種傳統的、危險的侵略性的舊模式徹底摧毀，重新建立新的模式。但這還得根據日本國民性格和傳統的社會秩序來決定選擇哪種方法。在家庭生活和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普魯士的專製主義已經根深蒂固，所以在對德國和談時就必須製定一些條件。然而，這和對日本的和平政策是不同的。德國人並不覺得自己像日本人那樣欠了什麼“人情債”，他們不是為了還債，而是為了避免成為犧牲者才會如此地努力奮鬥。德國人認為，父親就像一個有地位的人一樣是專製的，會“強迫別人去尊敬他”，一旦有人不尊重他，他就會不舒服。德國人青年的時候對父親的專製都會比較反感，但長大後迫於壓力，他們也會變得跟父母一樣，對這種單調乏味、毫無激情的生活最終屈服。叛逆的青年時期才是他們一生的高潮期。
極端的專製主義並不是日本文化中的問題。所有善於觀察的西方人都不難發現，日本父親對孩子的那種關愛在西方幾乎是看不到的，日本孩子覺得跟父親親近隻是一種本能，是理所應當的，他們還會公開讚美自己的父親，所以，隻要父親稍微變下聲調，孩子就會乖乖聽話。然而，對孩子來說父親並沒有那麼嚴厲，但在孩子的青春期卻絕不會違抗父母的命令，相反，大家都覺得，他們在青春期又孝順又有責任心，簡直稱得上家庭的模範。對日本人來說，他們尊重父親就是“為了學習”“為了修養”，換句話說，父親是等級製和為人處世的一種象征。
兒童在早期與父親接觸時學到的這種態度已成為整個日本社會的一種模式，即便你擁有實權也未必能得到別人的尊敬，而位居高位的官員也並不一定就擁有權力。上至天皇下至黎民，都有謀士和隱蔽的勢力在背後策劃。20世紀30年代初，在接受東京一家英文報紙訪問時日本黑龍會的領導人，對這一社會側麵做了準確的說明：“日本就像是個三角，卻被大頭針固定住了一角。”也就是說，大家都能看見桌上的三角，但卻看不見固定用的大頭針。雖然三角有時往右偏、有時往左偏，但始終圍繞著一個看不見的大頭針。用西方人的話說就是，凡事都要用“鏡子”來反映。力爭不把專製的鋒芒顯露出來，一切行為都隻是象征性的忠誠，忠誠的對象通常是沒有實權的。一旦解開假麵發現了權力的源泉，他們就會認為這是剝削，這就與他們的現行製度不符，他們對高利貸者和暴發戶也就是這樣的看法。
因為日本人就是從這個角度來看待社會的，所以他們認為即使不革命也一樣可以反抗不義之行和剝削。他們對現行社會並不打算破壞它，而是像明治時代那樣在不批判製度的同時進行變革，他們把這種變革稱為“複古”。但他們卻從未是革命者。當時，西方的學者對當前的形勢都做出了錯誤的估計：有些高估了日本的地下勢力還希望能在投降之前掌權，有些希望日本掀起一場意識形態方麵的群眾運動，還有的甚至預言激進分子會贏得戰後的選舉。1945年10月，保守派代表幣原男爵發表的演說，道出了日本人的心聲：
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美國人一直討論的和談條件是寬容還是嚴苛，而是在於要恰如其分地讓日本接受懲罰，從而把他們那種傳統的、危險的侵略性的舊模式徹底摧毀，重新建立新的模式。但這還得根據日本國民性格和傳統的社會秩序來決定選擇哪種方法。在家庭生活和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普魯士的專製主義已經根深蒂固，所以在對德國和談時就必須製定一些條件。然而，這和對日本的和平政策是不同的。德國人並不覺得自己像日本人那樣欠了什麼“人情債”，他們不是為了還債，而是為了避免成為犧牲者才會如此地努力奮鬥。德國人認為，父親就像一個有地位的人一樣是專製的，會“強迫別人去尊敬他”，一旦有人不尊重他，他就會不舒服。德國人青年的時候對父親的專製都會比較反感，但長大後迫於壓力，他們也會變得跟父母一樣，對這種單調乏味、毫無激情的生活最終屈服。叛逆的青年時期才是他們一生的高潮期。
極端的專製主義並不是日本文化中的問題。所有善於觀察的西方人都不難發現，日本父親對孩子的那種關愛在西方幾乎是看不到的，日本孩子覺得跟父親親近隻是一種本能，是理所應當的，他們還會公開讚美自己的父親，所以，隻要父親稍微變下聲調，孩子就會乖乖聽話。然而，對孩子來說父親並沒有那麼嚴厲，但在孩子的青春期卻絕不會違抗父母的命令，相反，大家都覺得，他們在青春期又孝順又有責任心，簡直稱得上家庭的模範。對日本人來說，他們尊重父親就是“為了學習”“為了修養”，換句話說，父親是等級製和為人處世的一種象征。
兒童在早期與父親接觸時學到的這種態度已成為整個日本社會的一種模式，即便你擁有實權也未必能得到別人的尊敬，而位居高位的官員也並不一定就擁有權力。上至天皇下至黎民，都有謀士和隱蔽的勢力在背後策劃。20世紀30年代初，在接受東京一家英文報紙訪問時日本黑龍會的領導人，對這一社會側麵做了準確的說明：“日本就像是個三角，卻被大頭針固定住了一角。”也就是說，大家都能看見桌上的三角，但卻看不見固定用的大頭針。雖然三角有時往右偏、有時往左偏，但始終圍繞著一個看不見的大頭針。用西方人的話說就是，凡事都要用“鏡子”來反映。力爭不把專製的鋒芒顯露出來，一切行為都隻是象征性的忠誠，忠誠的對象通常是沒有實權的。一旦解開假麵發現了權力的源泉，他們就會認為這是剝削，這就與他們的現行製度不符，他們對高利貸者和暴發戶也就是這樣的看法。
因為日本人就是從這個角度來看待社會的，所以他們認為即使不革命也一樣可以反抗不義之行和剝削。他們對現行社會並不打算破壞它，而是像明治時代那樣在不批判製度的同時進行變革，他們把這種變革稱為“複古”。但他們卻從未是革命者。當時，西方的學者對當前的形勢都做出了錯誤的估計：有些高估了日本的地下勢力還希望能在投降之前掌權，有些希望日本掀起一場意識形態方麵的群眾運動，還有的甚至預言激進分子會贏得戰後的選舉。1945年10月，保守派代表幣原男爵發表的演說，道出了日本人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