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家庭聚會上，巴菲特與父親還有姐妹們開始了激烈的辯論。“他的姐妹同他一樣都是高智商的人，”來自俄亥俄州阿克倫城的凱瑟琳·格林說。“在他們用餐時，如果某個人表示要放棄某種政治觀點，馬上就會有人說‘堅持你的立場’。”
巴菲特當然沒有放棄自己立場的意思，他再次重申：“我之所以成為民主黨人主要是因為，我覺得他們在公民權問題上的觀點很大程度上非常接近我20世紀60年代的想法。我不會參加政黨路線的投票選舉。但是，和共和黨人比起來，可能我會投票給更多的民主黨人。就是這樣！”
2、投資家的政治觀。
但是，許多年後，巴菲特抽了自己一嘴巴。那就是他支持共和黨人阿諾德·施瓦辛格競選州長。
2003年8月份，一直想要成為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的阿諾德·施瓦辛格宣布，“股神”沃倫·巴菲特已經同意加入他的競選班子，並且擔任競選的高級經濟顧問。能請到巴菲特，施瓦辛格心情相當暢快。他說：“沃倫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投資者，他是我的良師益友，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沃倫正在幫我召集世界級商業精英，為加州經濟領域（企業和投資者等）存在的問題出謀劃策。在商業問題上，沃倫不但極其敏感，而且行為正直。這也將成為我的從政風格。”
巴菲特對支持施瓦辛格競選曾這樣說道：“現在是他大顯身手的時候了。如果他希望能得到我的建議的話，我會毫不吝惜地盡我所能。”但同時，他也承認，要解決加州的預算危機，恐怕在現在的情況下還找不到什麼靈丹妙藥。“他們的競選班子並不需要我的建議。他們所需要的隻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隻要他們能團結一致，辦法總會有的。”
巴菲特與施瓦辛格是多年的好朋友，在巴菲特看來，這個肌肉朋友並非隻懂得演戲，“我相信他有能力成為一個偉大的領導者。”
不過，兩人也有一定的分歧。巴菲特曾在一次采訪中強烈地表示加州需要提高稅收。他拿自己在加州和家鄉內布拉斯加州的兩處房產稅額的差別做比方。“我在家鄉有一座價值50萬美元的房子，目前每年上稅1.44萬美元。可在加州，我擁有一處價值至少400萬美元的海灘別墅，每年僅僅上稅2264美元，隻是我在老家的那所房子上稅的零頭。還有就是，我家鄉的房子今年稅收上漲1920美元，而我在加州的房子稅收僅僅漲了23美元。”
巴菲特認為這種差別歸結為加州法規中第13款的限製，即每年的稅額隻能上浮2%。他認為，這則生效於1978年的規定已經過時了。
事實上，巴菲特之所以支持施瓦辛格，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就在這裏。
巴菲特始終否認自己是站在黨派的立場上的，他對加州的財政狀況相當不看好：“真相是加州的財政狀況遭透了。”該州在2003年時的財政年度的赤字是380億美元。標準普爾公司已經把加州的債務評級降到全國倒數第一。巴菲特甚至談到，幾個月前曾有加州的官員代表來找他，討論如何吸引人們購買該州的債券，比如他的投資公司可以帶頭購入。按照雙方的約定，巴菲特購買100億美元的債券就可獲得8000萬美元的返利。他說：“這是一大筆錢，相當於每個加州公民承擔2美元。”
可是巴菲特並沒有認可加州官員的建議，因為他不想誤導投資者。
施瓦辛格在聽到巴菲特增加稅收的言論後，很嚴肅地開玩笑道：“如果巴菲特說的話，有違背《加利福尼亞洲第13號提案》之處，就必須做500個仰臥起坐。”
作為競選班子的高級經濟顧問，巴菲特對施瓦辛格到底有多大作用？巴菲特自己說：“自從我接受了這份工作，我給出的建議就將成為他的政策。”
在那個時候，巴菲特的作用恐怕不僅限於此。也就是說，隻有巴菲特才有能力把眾多領導者和經濟學家聯合起來，建立一個強大的團隊，為解決加州所麵臨的問題出謀劃策。
但這種作用是否被施瓦辛格拿來用，還要看巴菲特的政治主張。身為共和黨支持者的巴菲特與民主黨支持者的施瓦辛格肯定會有分歧。
共和黨和布什政府堅定地認為減稅是振興經濟的最好辦法，就在2003年，布什政府大造聲勢通過了10年減稅3500億美元的龐大方案。可民主黨則立場相反，主張削減政府支出，還要對高收入階層增加稅收。巴菲特的建議剛好站在了反對共和黨支持民主黨的立場上。
所以，施瓦辛格的共和黨幕僚一直把心提著，他們不知道巴菲特到底打的什麼算盤？
雖然外人吵鬧得很厲害，但巴菲特並不理會這一切：“我並不介意這個，我支持了很多民主黨候選人，但是我也支持了不少共和黨人。”
由上可知，巴菲特在政治上並非是一個絕對者，他不像他的父親是永遠的共和黨，他在兩黨之間也談不上左右徘徊。因為歸根結底，巴菲特的主要身份是商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他的利潤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