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合理性與審美超越性的契合 ——以《中國新詩史1916—1949》（第一卷）為中心
陳學祖
（杭州師範大學中文係教授）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重寫文學史”的實踐中，新詩史的寫作最為艱難、最有挑戰性、問題也最多。文學史寫作本應是困難的事情，是文學研究之最高境界，是文學史家對某一時段文學史研究的總結，需要投入數十年甚至畢生的精力，因為對文學現象及其發展過程的梳理需要一個漫長的積累過程，需要對所述文學發生發展的那段曆史了然於心，並能將史學理論與自己對曆史現場的深透研究相結合，才能將文學現象置於其發生發展的曆史情境中，予以合理的解釋，從使得所述文學史現象達成曆史合理性。曆史合理性是一切文學曆史敘述的共同點，詩歌史寫作也必須遵守這一首要前提，但它又與小說史、散文史、戲劇史等有較大區別，那就是詩歌之審美形態的獨特性，詩歌是最凝練的語言藝術，對詩性內蘊與藝術形式的要求最高，最具有審美超越性，因此，詩史寫作還必須把握詩歌審美特征演變曆程，即詩歌藝術形式的發展史。然而，最為艱難的問題在於，如何處理曆史合理性與審美超越性之間的關係，換言之，尋求曆史合理性與審美超越性的契合，就成為詩歌史寫作最難解決的問題。
一
陸耀東先生的《中國新詩史1916—1949》對這一問題的處理顯得相當嚴謹。在詩史觀念上，陸先生不主張“以論帶史”，更反對“以論代史”1。因此，他非常注重史料的搜集，“1917—1949年發表新詩的刊物約千餘種，發表新詩十萬首左右，出版的詩集達1500種以上。我從七十年代末起集中精力搜集史料，除詩集有過半到三分之二外，我掌握的刊物僅一半而已。”2即便如此，其搜集的史料之全，在新詩研究者中，恐怕無人能及。正是在充分占有原始資料的基礎上，並經由數十年對於資料的爬梳整理，才能從浩如煙海的新詩史料中，去粗存精，盡量接近新詩發展的本真麵貌。
在爬梳原始資料的同時，陸先生還寫出了大量的新詩流派和詩人論，寫出了《二十年代中國各流派詩人論》、《中國現代四作家論》等新詩專著，之後又編出了《徐誌摩全集補編》，寫出了《徐誌摩評傳》、《馮至傳》等詩人傳記。從新詩流派的代表詩人出發，延伸到同一流派中的其他詩人，逐漸上升到對於流派的整體認識，所走的是一步一個腳印、認真紮實、踏實穩健的研究路徑。即使是在傳記寫作中，也始終貫穿了新詩本體意識，所寫傳記並非一般意義上的人物生平及其立身行事的傳敘，而是始終注重其新詩創作軌跡的勾勒，尤其注意對其重要作品的評述。比如在《徐誌摩評傳》中，最為顯目的是以下章節——第四章《詩路初灑花雨》、第六章《形成自己的風格——〈誌摩的詩〉》、第八章《詩藝走向成熟——〈翡冷翠的一夜〉》、第十四章《詩峰攀登，沒有頂點——〈猛虎集〉、〈雲遊〉》，這些章節呈現出徐誌摩詩歌創作的發展史。在《馮至傳》中也延續了這一傳記理念，在該著中，詩人馮至之創作曆程也被勾勒得極其清晰——《在北大走上詩人之路》（上、下）、《寂寞中的慰藉：和淺草社同人共歌》、《北遊及其他》、《新詩的高峰——〈十四行集〉》諸部分3，呈現出一個立體的傑出詩人形象。
正是在此基礎上，陸先生寫作三卷本的《中國新詩史1916—1949》。在某種意義上，陸先生的新詩史寫作，可以說貫穿了其專門研究新詩的三十餘年的歲月，是其新詩研究的總結性著作，代表了陸先生新詩研究的最高成就，是陸先生新詩研究的顛峰之作。比照《中國新詩史1916—1949》與其此前的相關論著，處處可見其一脈相承之關係，如《中國新詩史1916—1949》第一章《中國新詩的誕生和第一個十年述略》的某些段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以《二十年代中國各流派詩人論》的附錄《新詩第一個十年鳥瞰》為基礎，擴寫而成。第一章《中國新詩的誕生和第一個十年述略》中的《新詩第一個十年創作概況》一節就是在《新詩第一個十年鳥瞰》的基礎上拓展而成，前者收錄詩集113種，後者僅104種4。《二十年代中國各流派詩人論》之體例也多為《中國新詩史1916—1949》所沿襲，如前者所論為十四位詩人，後者則論及43位詩人；二者之差異在於：前者並未彰顯所論詩人的流派歸屬，後者則對於詩人們的流派歸屬作了細心的安排，將43位詩人分別歸屬於“文學研究會詩人群”、“創造社詩人群”、“新月社詩人群”、“其他詩人群”四個詩人群體，顯現出在詩人流派歸屬問題上相當審慎的態度。可以說，《中國新詩史1916—1949》建立的是層級製體係——新詩整體發展史、新詩階段發展史、新詩各流派發展演變曆程、主要詩人創作曆程四個層次，由總體把握逐漸細化到個體個案的論述，以大曆史帶動小曆史。陸先生的新詩研究則是由詩人個案的深入細致研究，再到新詩流派，然後延伸到各時期新詩，最終發展到對新詩全局性的把握，使得其研究基礎非常之紮實穩健；而《中國新詩史1916—1949》的體係則是高屋建瓴，經由對新詩的全局性把握，將各階段、各流派、各代表詩人的新詩置於特定的曆史情境與新詩藝術發展曆程所組成的縱橫坐標之下，從全局性眼光給予其準確的曆史定位與藝術評價，若非史學大家的眼光與境界，難以做到。
在對代表詩人、新詩現象的曆史定位上，陸先生相當審慎，始終貫徹了其詩史觀念：“既然是詩史，與詩學觀念融合在一起的還有曆史的觀點。我認為，‘曆史的觀點’意味著要充分考慮特定的曆史時空；如果抽掉了特定的曆史時空，就等於取消了曆史的觀念。如胡適《嚐試集》中1918年以前的作品，是在前無古人，當時他也是孤軍作戰的情況下‘嚐試’的，難免稚嫩，不能拿一年甚至幾年後別人的詩作比較。1919年新詩已有一個不詳的作者群，全國有幾十家報刊刊登新詩。離開了特定時空就無法正確評價新詩現象。郭沫若的《女神》，如果我們忽視‘五四’時代精神，忽視‘五四’詩歌的狀態，就無法了解其特別可貴之處。”5這種對於新詩現象所處特定曆史語境的還原與追索，還表現在對相關概念的厘定上，該著命名為“中國新詩史（1916—1949）”，就較之於“中國現代詩歌史”、“中國現代漢詩史”等在內涵和外延上更其準確。即便如此，陸先生還是進一步加以說明：“本書名曰《中國新詩史》，沒有涉及同時代的舊體詩詞。”6陸先生不讚成用“九葉”詩派概念指稱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現代主義詩人群體，“因為在1981年7月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九葉派》之前，從無‘九葉’之稱。入選‘九葉集’的九位詩人從未組織過一個社團，也未合辦過一個刊物，甚至詩風最相近的也不隻他們九人。他們中6人在《詩創造》上發表過作品；穆旦、鄭敏、杜運燮三位從未在此刊上露過麵。而在此刊上發表作品的達160人，6人隻占其中4%左右。合出選集的九人唯一一次會師，是在《中國新詩》上發表過作品。但在《中國新詩》一期至五期發表譯、作的共35人，譯作148篇（首）；九人中袁可嘉僅發表詩二首，而在《中國新詩》上發表二首和二首以上（譯詩、譯文及文不計）的詩人，除後來‘九葉’中的九人外，尚有方敬、李瑛、馬逢華、揚禾、方宇晨、羊翬、魯崗、孫落、南纓。”7因此，陸先生主張用“《中國新詩》詩人群”，“這是由於《詩創作》作者中，大而化之，也有兩種不同詩風，即以臧克家為代表的現實主義詩風；以唐湜為代表的現代主義詩風。《中國新詩》所刊的創作，基本上都是現代主義傾向。因此，用‘《中國新詩》詩人群’而不用‘九葉派’作為四十年代中、後期中國現代主義詩的命名，不僅更準確，也更貫徹了曆史的觀點。”8回到曆史現場，經由對史料的細致深入的考辨，重新審視已有的詩歌概念，以圖還原曆史真相，以客觀真實且具有強烈概括力的概念指稱特定時期的新詩現象並予以合理的解釋，從而使該著中的詩史概念具有了曆史合理性。
紮實厚重的史料和對於詩史概念的重新審視，這二者正是當下文學史寫作麵臨的首要問題。隻有從這兩方麵入手，才能真正突破八十年代迄今文學史（包括新詩史）寫作所麵臨的困境，才能突破此前文學史觀念與敘述框架，從而使得文學史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信史”乃至“良史”。為了寫好新詩史，陸先生近二十年來在繼續研究新詩之外，翻閱中國傳統文史典籍，以拓展學術視野，因而往往能從中國傳統淵源考察新詩現象，寫有《聞一多新詩與古代詩歌之關係》9、《五四新詩與中國古代詩詞》10等論文，還主持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中心的“國學”研究班。因此，較之於一般文學史著的“西方”史學模式，《中國新詩史1916—1949》顯然更具有中國傳統史學的特點。中國“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中的文學史敘述已存在著多種形態，大致可概括為三種模式——“《史記》”模式、“《漢書·藝文誌》”模式、“《史記》、《漢書·藝文誌》”綜合模式：“《史記》”模式是紀傳體，如《司馬相如傳》即是，不但記錄傳主之立身行事，而且要對其立身行事進行評價與曆史定位；“《漢書·藝文誌》”模式采用的是“述而不作”，考證各種學術別派的源流，記錄存世書籍，隻客觀到敘述甚至羅列曆史上出現過的藝文書目，並對需要說明處略加闡述；“《史記》、《漢書·藝文誌》”綜合模式則將客觀史實的敘述與客觀的曆史評價相結合。陸先生采用的顯然是第三種模式，但適當地吸取了西方史學模式的某些因素。例如在體例編排上，《中國新詩史1916—1949》建立的是層級製體係——新詩整體發展史、新詩階段發展史、新詩各流派發展演變曆程、主要詩人創作曆程四個層次，由總體把握逐漸細化到個體個案的論述，以大曆史帶動小曆史。其中不乏“書目誌”式的資料羅列（如第一個十年新詩集等），但最見功力的乃是詩人之“詩”評傳。所論新詩第一個十年的43位重要作家，或對已有定評作家的慧眼獨具的重新評價（如胡適、李金發等），或對學術界未有深入研究作家（如趙景深、徐雉、何植三、韋叢蕪、采石）的精當評價，可以說其中的詩人詩傳，篇篇精彩絕倫。這種“詩傳”式的體例，與“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之“藝文誌”、“文苑傳”或“文學傳”何其相似。然而，與傳統史學不同者，乃在於其敘述方式上，傳統史學重生平行跡而略於作品評論，而陸先生則略於生平行跡，於詩歌創作及其詩學觀念上作濃墨重彩的評述。在具體行文中，則詳於所當詳而略於所當略：“對於詩家，如郭沫若等大家，篇幅亦長；有的詩人作品複雜，目前評價分歧也大，也給了詩人與其地位不相稱的字數，如李金發，當前多數人叫好，而我對他評價不高，不得不占用了過多的篇幅。”11這種處理不但突顯出詩家的曆史地位，而且對有爭議的作家及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辨析，從而使得該著既呈現出“良史”風範，又具備很高的學術價值，為一般詩史論著所難以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