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人們的心目中，魯迅作為一位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是以其小說、雜文、散文為主要創作標誌的。既然如此，又為什麼要編選這本“魯迅隨筆選”呢？究竟什麼樣的作品可以算作魯迅的隨筆呢？它和魯迅的雜文、散文又有什麼區別和聯係呢？
所謂隨筆，英文名稱essay，在英文中，散文、小品文、隨筆、短論，都叫essay。這一文學概念在“五四”時期得到新文學界許多代表人物的大力弘揚，特別是周作人。中國文論中自然也有與essay相應的概念，中國文學史中自然也有可劃為essay的創作，比如最早的《容齋隨筆》。那麼為什麼五四先驅們卻偏要引入這麼一個“洋概念”來做中國的文章呢？
原因就在於他們希望通過引進的文學概念來打破傳統中國文化中以“載道”為正統的文學觀，解放個性，追求心靈與情感的自由抒寫。
然而曆史的發展卻往往充滿著悖論。舊的“載道”文學被打破了，新的“載道”文學又發展起來。這其中的原因不是簡單幾句話能說清楚的，即便是魯迅也不能不自覺地投身於新的“載道”文學——魯迅稱之為“遵命文學”的創作當中。魯迅的小說、雜文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樣的“遵命文學”；這些創作曾發揮過推動現代中國社會曆史發展的巨大作用。
然而魯迅本人對於這樣的“遵命文學”卻總是懷著隱憂，擔心普遍的對於“遵命文學”的追求可能會走向自己的反麵。比方說他從雜誌上看到一篇文章，教人吃西瓜時不要忘記我們的國家也像這西瓜一樣麵臨著被割碎的危險，他不禁諷刺道：“但倘使我一麵這樣想，一麵吃西瓜，我恐怕一定咽不下去……倘若用西瓜作比講過國恥講義，卻立刻又會高高興興的把這西瓜吃下，成為血肉的營養的人，這人恐怕是有些麻木。”魯迅始終對文學的“目的性”抱有警惕，反對從生活中提煉出所謂的“精華”作為人生惟一的價值和意義。他為生活中的平凡和瑣碎辯護，認為那些“以為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的人不過是“盲人摸象”，而且。“刪夷枝葉的人，決定得不到花果”。歸根到底，這種隱憂的實質就是擔心本來是為了實現人的解放之目的而必須的所遵之命、所載之道，反過來卻形成對人的新的壓抑。
正是因為魯迅能夠超越具體時代與具體任務，始終不忘“人的全麵解放”這一所有社會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根本目標，才使得他的作品和思想具備了超越時代的普遍性。魯迅不屬於這樣一類作家和思想家：在某個特定時代，由於他們最好地切合了時代的要求而享有盛譽，但時過境遷，他們已很少被人提起。
從文學概念上來講，魯迅的隨筆、雜文、散文之間並沒有一個清晰的界限。但是從“五四”時期引入隨筆這一概念背後的考量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在魯迅的“遵命”色彩濃厚的雜文名篇之外，還有許多很好的文章，直到今天仍然能夠讓人看了以後會心一笑或者掩卷長思。這些文章取材隨意而微末，如國罵“他媽的”，如一般讀書人恥談的“發薪”，如隨處可見的世相“揩油”，如“宣傳與做成”、“以腳報國”、“吃教”等對某些神聖事物的有意的“曲解”甚至是“惡搞”。和“魯迅雜文”所包含的特定意味相比，“魯迅隨筆”顯得更輕鬆，更灑脫，更幽默，更隨意，自然也更為生活化。如這樣一段開頭：“夜裏睡不著，又計畫著明天吃辣子雞，又怕和前回吃過的那一碟做得不一樣，愈加睡不著了。坐起來點燈看《語絲》，不幸就看見了徐誌摩先生的神秘談……”我以為那第一句話簡直是妙不可言，真正是在尋常與隨意中深入到生活與人性的骨髓裏去了。類似的文字還有很多，再如《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對於蕭伯納來訪這件許多人筆下的“文化交流盛事”頗為調侃，魯迅實在是無法發現一個名人來訪就怎樣造就了偉大的意義，隻能是老老實實記流水賬，老老實實承認“我對於蕭，什麼都沒有問；蕭對於我，也什麼都沒有問”；但同時魯迅卻如孩子般的耍了個花招——他非常自然地以自己這老實人的老實襯托出許多自以為聰明者的可笑：“第二天的新聞，卻比蕭的話還要出色得遠。在同一的時候，同一的地方，聽著同一的話，寫了出來的記事，卻是各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