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資助貧困生，是因為有了經濟基礎。我是1942年4月30日（農曆三月十六）出生在山西省萬榮縣斜口村一個貧苦家庭。父親張通盛，字道芝，解放前先是隨伯父在芮城縣泰安村開煤廠，後來抬過擔架，支過前。解放後，政府號召“愛國家，種棉花”，我家裏的10多畝地全種的是棉花，家裏吃的是從榮河糧站買的大米，所以，現在吃大米的胃口都沒了。我父親解放後先後任廟前鄉和寶井鄉鄉長，1958年任榮河公社副主任，1975年農曆7月4日因患食道癌過世，享年62歲。母親李親翠是周王村人，一生勤勞，又善解人意，不僅從事家務，還參加田間勞動，由於勞累過度，身體瘦弱，狀況十分不好。賣四弟就是為給她老人家治病，很高興她老人家活到了85歲，真是我們的福份！
我弟兄5個，我排行老二。長兄初中畢業後從軍，後轉業到青海省西寧市交通局工作，繼而被調任西寧市城東區政法委任辦公室主任，直到退休；三弟初中畢業後參軍，任解放軍後勤五分部管理科科長，退休時享受正團級待遇；四弟原名張世文，後改為陳宗讓，因為家窮，為母親治病，“狠心”的父親把他賣了，收到對方五石小麥、一副棺材和一身壽衣。四弟成家後，生了一個孩子叫陳永紅，在萬榮縣通化派出所工作。四弟一直任生產隊的會計，改革開放後先在村裏辦煙花炮廠，然後在北京給一個同鄉辦的石英沙廠打工，每年收入一萬元。最後和弟媳一起又到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給一個同鄉開攪拌機，兩人每年收入2萬餘元；五弟是個殘疾人，從小又不好好上學，一直閑賦在家，全靠我們弟兄三個供養。我就是出生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家庭。
我從小讀書刻苦，每每考試總是名列前茅，我的強項是文科，高考填誌願時，本應報文科，但我卻鬼使神差地報了理科，所以沒考上理想的大學，卻考入原晉南教育幹部學校，當了幹部。先後在新絳縣澤掌大隊、臨汾縣土門公社亢村大隊和襄汾縣南辛店大隊搞“四清”，隨後又給原晉南地委常委、宣傳部長郭璞同誌當秘書。郭璞同誌是我一生的引路人，他思維敏捷，艱苦樸素，廉潔奉公，對我要求很嚴。一次下雨時他在田間勞動，濕透了衣服，患了重感冒，我讓房東給他熬了一碗雞湯，他知道後問我是否給了錢，我說，我給房東錢她不要，隨後他就從口袋掏出10元錢讓我給房東。為了培養我寫材料，一次原臨汾地委召開學習“毛著”動員大會，他讓我寫個講話稿，由於我隨他剛從襄汾縣“四清”工作團回到機關，手頭沒有什麼資料，這可難住了我，當下他口述了講話提綱並要求我連夜寫成。好在那時我隻有二十歲出頭，平時又愛讀書看報，就熬了一個通宵，次日上午7時，我把講話稿送到他的辦公室案頭。他看後說：“小張，你的文字功底還不錯”。郭璞同誌是當時晉南地委的一枝鐵筆，這在原晉南地區無人不知，我聽後，知道他是鼓勵我。這天上午9時許，我在臨汾大禮堂聽他作動員報告時，根本沒有用我寫的講話稿，而是脫稿講，有思想，有實際，邏輯性強，很有鼓舞性。1966年5月，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他在原晉南師專蹲點，到學校後接連召開教師和學生代表座談會，不讓師生寫大字報，你攻我，我攻你。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主席他老人家親手發動的，他的舉動根本不符合當時狀況。1966年11月，省裏召開批判原省政府副省長王中青的走資派大會，學生都自發坐火車到省城，他吩咐我跟著去。到了省裏，一看那陣勢，奪走資派的權是阻擋不住的。我回來後把我看到的情況告訴他後，他失望地對我說：“小張，看來我這個宣傳部長保不住了，你還是到基層躲躲，過後再把你調回地委”。他征求我的意見後，就讓地委組織部把我分配到原永濟縣委組織部工作，直到1970年6月原晉南地區分為臨汾和運城兩個地區。
1971年6月，經時任運城地區組織辦公室主任牛巨合同誌推薦，我調回運城地委組織部工作，先後任地委組織部組織辦副主任、主任、副部長。1976年6月地委又任命我為聞喜縣委常委兼工作組長，1978年5月任聞喜縣委書記，再後來，先後任運城行署農委、科委副主任，稷山縣委書記、原運城市委（現鹽湖區）書記，1990年10月任原臨汾地委委員、紀委書記（副廳級），1993年10月，因家中有一個年過七旬的老母親和一個殘疾五弟，經我申請，省委批準又回到運城任地委委員、政法委書記，直至退休。我這人沒有多少愛好，正如有些人說的：“吃沒肚量，喝沒酒量，賭沒本錢，嫖沒子彈”。我在聞喜縣任縣委書記時，“男紮”手術推不開，於是我就帶頭做了“男紮”手術。為避免人們送禮和看望，我沒給縣上任何人打招呼，於1979年9月5日到山區的石門公社衛生所做了“男紮”手術。由於當時條件差，所以手術失敗，失去了性功能，就是苦了妻子。另外什麼打麻將、鬥地主、壓金花、打紙牌，一是不會，二是沒興趣，唯一的愛好就是讀書寫文章。退下來後每年都要讀上百部小說。我在位時，不貪不沾，沒有多少積蓄。1978年，任聞喜縣委書記時，隻有36歲，工資隻有36元，還有三個子女，聞喜人說我是“三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