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主義者正在疲於應付價格水平的下降，而且還有可能一敗塗地，恐慌心理會迫使他們出售手中持有的股票和共同基金，轉而去購買美國和歐洲的證券。同樣，很快地，眾多的養老基金將會宣布它們無法承擔未來的養老任務，因為股票市場的表現難以盡如人意。四大新“權力掮客”—主權財富基金、產油國、對衝基金和私募股權公司—將會迅速地撤出全球投資股份，並把投資兌換成現金。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和90年代的日本所表現的那樣，價格水平會急劇下降，也將會給隨後長期的經濟停滯種下禍根。同時，經濟規劃也會顯得無能為力。一家公司對一種產品或服務所預計的良好收益在未來也將會出現很大的變數。
但還會出現另外一種可能性。中國政府擔心社會動蕩會引發恐慌，它會選擇把巨額的外彙儲備資金從國際體係中抽取出來，將其用於滿足國內的經濟發展需要，以保持社會的穩定。這種做法將會迅速地提升全世界的銀行利率水平，逼迫各國中央銀行增加資金供應以購買中國拋售的證券。理論上講，這個結果對世界產生影響的嚴重程度要高於通貨膨脹，卻低於通貨緊縮。
不論最後的結果是厄運還是繁榮的局麵，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會通過建立貿易壁壘報複中國，而如果它們這樣做，中國就會麵臨巨大壓力。與此同時，全球各中央銀行將會釋放大量流動資金以確保市場不至於崩潰。但正像我們在2007~2008年信貸危機中所看到的，這個恢複過程將會是非常慢的，也是非常痛苦的。這是因為處於恐慌中的全球投資者將會把他們的資金迅速地轉移到工業化世界比較安全的短期政府債券市場—他們認為即使是高評級的企業債券和普通股也存在著極大的風險。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全球信貸市場將會失靈。正像在次貸危機期間所發生的那樣，驚慌失措的各中央銀行的控製力和影響力將會大幅度衰減。
我最後的分析結論是，實際上，在真正出現泡沫時，我們無法知道中國將會如何發展下去，而即使一點小小的震蕩也有可能使整個結構坍塌。
為了把事情講清楚一點，我不得不說我對中國的情況抱有一些個人成見。那是因為，在20世紀90年代，我參加了一個對中國水泥的投資小團體。這個小團體包括幾位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家，還有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以及一家中央銀行的現任行長。我們購買了8家中國水泥廠，這幾家工廠都位於中國北方省份，因為我們預計這一地區工廠的基礎設施改造和更新的熱潮很快就要到來了。當時，中國的新經濟才剛剛開始崛起。這是20世紀末葉在中國淘金的最前沿，我們看到了機會，希望利用這種發展激情和機遇來促進企業的發展，並最終能使其在香港證券交易所公開上市。
然而，與我們的期望相反的是，這次投資失敗了。就像在美國工業化開始時期的投資一樣，這裏的###也到處滋生。公司的賬務也因為管理不善而搞得亂七八糟，完全成了一種形式主義。我們雇用了高盛的一位前行政人員擔任CEO，以盡可能地解決這些問題，但也徒勞無功。
中國水泥公司也從來沒有上市。我們把資產虧本賣給了法國水泥公司拉法基集團①。我們當時都被一種美好的前景吸引住了，但最終卻因管理不善和缺少對中國體製的了解而一敗塗地。在這一過程中，我從中國市場得到了一個很重要的教訓：如果沒有一種產品或服務的保證，就絕對不能把錢擺在桌麵上。零散的小規模投資是一回事，而真要經營一家基於在財務數據方麵的信任或其他客觀量度標準的公司則又是另一回事。對於外國投資者來說，在緊隨泡沫破裂之後的經濟、金融恐慌期間，這種信任的缺失往往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