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很少有###現象，甚至也沒有對全球貿易體係產生不利影響的因素，全球自由市場的勞動人口因此得到了空前增長—從27億增長到了60億，增長了一倍多。
這種巨大的成功源於一種全球體製的轉變—而柏林牆的倒塌加速了這一進程—這種轉變又催生了一種廣泛的信仰，即經濟上的成功不是緣於政府，也不是緣於大的公司部門，而是緣於善於冒險的全球企業家階層的不斷創新。正是這一階層促使經濟不斷獲得複蘇的機會。更為重要的是，在一種自由貿易的背景之下，現代化的、可配置全球資本的金融體係、風險評估，以及迅速擴展的投資對這種創新和經濟的複蘇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最終的結果是，盡管發生了金融危機，但全球經濟出現了空間的繁盛—在共和黨政府和###黨政府的治理之下，僅在美國就增加了4 000萬個工作機會，這超過了其他所有工業化國家所創造的工作機會。
在這25年時間裏，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從800點上升到了12 000點。在以後的25年時間裏，如果股票市場一直這樣成功地發展下去，那麼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將會達到170 000點。1982年，在全球金融市場整合的開始時期，美國人的家庭財產淨值相當於11萬億美元；而今天，根據美聯儲的數據，這一淨值已經達到了令人吃驚的56萬億美元。即使經通貨膨脹調整後，這也代表了驚人的財富增長。
從1980年到現在，全球金融資本的價值從12萬億美元一躍上升到140萬億美元，也就是說增長了1 166%。全球金融資本從1980年占全球GDP的大約100%上升到今天的325%。
壞消息是，今天這種繁盛的全球經濟既是不穩定的，又是混亂不堪的。當工作機會和投資在全球範圍內流動時，人們也會失去更多的收入和退休金。而當這些巨大的轉變發生時，經濟收益往往是分配不均的。正像《財富》雜誌的尼娜·伊斯頓所寫到的：“在一個快速發展的經濟體中，勞動者總是竭盡全力地尋找工作機會（而不是順從政府的安排），總是不斷地轉換工作崗位（而不是依賴個人資曆），而且還總是自己創造財富（而不是依靠公司的退休金），這是一種很不安全的狀態。”
盡管創造了巨額財富，但這種全球資本和財富自由流動的新時代也是一個金融危機相伴左右的時代。根據世界銀行的分析研究，過去25年的繁榮時期同時也是金融係統發生危機的高峰時期，而且發生危機的頻率要遠遠超過前全球化時期。然而同時，世界也從不斷降低的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中獲得了很大收益。
在麵對這些“反經濟發展”的因素時該如何應對，是今天全世界政策製定者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如果他們對今天的流動性和信貸環境的不確定性反應過度，那麼我們就會麵臨金融和經濟逆轉的風險，這會影響到我們所有的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即使政策製定者采取了最為寬厚的政策，也有可能導致較高的利率和失業率，以及萎靡不振的股票市場，萎縮的慈善事業，甚至還有讓人痛苦不堪的破壞性的全球貧困狀況惡化。然而，如果政策製定者能夠認識到資本市場的脆弱性並且采取新的戰略應對這個變化了的新世界，那麼這一切就不會發生了。
一個無可非議的事實是，盡管存在著金融不穩定性，但在過去25年的時間裏，衝破樊籬的金融市場和自由貿易讓世界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政治上的自由、巨額財富的創造和貧困人口的下降。例如，在1975年，世界147個國家中僅有25%的國家屬於###國家；而今天，在經過25年的全球化之後，這一數字上升到了58%。正像聯合國前秘書長科菲·安南所說的：“在今天這個極端不平等的世界上，最大的失敗者不是那些完全融入全球化的人，而是那些被全球化拋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