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卷 論李少君的“草根詩學”及其詩歌創作實踐
向衛國
2003年以來，詩歌評論家李少君不遺餘力地在當代漢語詩歌圈提倡“草根性”詩歌，直到最近(2009年3月11日)，他在答《海南經濟報》
記者問時，再一次闡述了什麼是詩歌的“草根性”。在筆者看來，李少君對“草根性”詩歌的提倡已逐漸形成一種獨具特色的“草根詩學”。更有意思的是，李少君從2005年左右開始，將自己的寫作重心轉向了詩歌創作，寫出了一大批質量上乘、境界極高的作品，如果從“草根詩學”的理論視點來審察這些作品，其中的優秀之作無疑也是“草根性”詩歌的典範之作。
一、“草根性”與“草根詩學”
2003年，李少君寫出《尋找詩歌的“草根性”》一文，提出“草根性”這個詞。這個詞本身並不是他的發明。據查，“草根性”是對英文gr“asssroots”的直譯，英文中的這個詞產生於19世紀美國的淘金熱，意指草根之下埋藏著黃金。後來詞意擴展和衍生，成為一個廣泛應用的社會學術語。陸穀孫主編的《英漢大辭典》對grasss-roots有三種釋義:栙群眾的，基層的;栚鄉村地區的;栛基礎的;根本的。顯然，從社會學角度看，這個詞與官方、體製或上流社會相對;從文化角度看，與主流、中心或精英相對。二者都是對“草根”本義的借喻，其價值指向在於肯定“底層”和“基礎”，且暗含著“根本”的意思。李少君在漢語詩學研究中借用此詞也有一定淵源，因為他知道，“草根”一詞在“台灣香港1960、1970年代就常用”[1]。
但是，作為中國當代詩學中的“草根性”顯然別有意味，它主要指的是詩歌的“本土性”和“個人性”，而不是“底層”的意思。
“草根性”作為一個詩學理論的詞根，李少君對它的解釋前後是有變化的，表現出認識的不斷深化和理論的條理化、係統化過程。最初，“草根性”“就是指從自己的土地上、土壤裏自然地生長出來，具有鮮活的一種生命力的詩歌”[2]。“一首詩或一個詩人是否具有草根性，就是指能否從裏麵讀出其背景、生存環境、個人獨特的感受與體驗甚至詩人自身的學養、脾性。草根性同時還是很個人化的東西，個人氣質一樣的東西。是一種原創性的東西。[3]”這時，“草根性”主要的內涵是著眼於“個人化”和“原創性”。這兩個方麵合起來就是所謂的“現時性”，李少君《現時性:九十年代詩歌寫作中的一種傾向》一文，主要通過對“第三代詩人”(於堅、孫文波、肖開愚、翟永明等)的寫作轉型來考察漢語詩歌在九十年代出現的“現時性”特征，即“具有痛切的個人體驗中的當下性與現實性”[4]。這句話也大體上可以概括李少君對“草根性”的認識，這種來自當下與現實中的個人體驗即“草根性”，大體上又分兩種範式:一是作為“急劇變遷、支離破碎的鄉村的產物”[5]的楊鍵詩歌模式;二是“作為都市日常生活經驗的產物”[6]的黃燦然詩歌模式。這一認識顯然還不具備清晰的概念化特征。
與此同時，“草根性”的另一層更本質的含義一開始就若隱若現地出沒於李少君各種文章的字裏行間，這就是“中國性”。《尋找詩歌的“草根性”》一文的寫作主要就是針對“新詩開始時就是引進的，拿來的，是與自己的詩歌傳統完全斷裂的”[7]這樣一種詩歌現實而展開的思考。他不滿意新詩“生硬、機械、缺乏活潑靈動的本民族氣息，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新詩的代表性詩人北島還被西方評論家質疑缺乏‘中國性暞，缺乏獨創性，與其他西方詩人的創作沒有多少區別……”[8]因而寄望於“‘草根性暞將轉化為一種內心的本能的力量，支持源源不斷的創作動力，從而創作出具有原創性特征的獨特的具有‘中國性暞的詩歌，也才能最終完成學來的新詩本土化草根化的過程……”[9]文中提到對北島的批評，見於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90年發表的關於北島英文詩集《八月的夢遊者》(The August Sleeep walker)的書評(其漢語譯文《什麼是世界詩歌?》載《新詩評論》2006年第1輯，北京大學出版社)，該文站在全球化視野中 ，用“世界詩歌”的概念來概括“中國新詩、印度新詩”以及“日本新詩”，幾乎將歐、美以外的現代詩都視為歐美詩歌的“山寨版”。這個判斷也許過於武斷 ，但並非文化“構陷”，它有其特定的真實性 ，對中國詩歌來講 ，也未必不能成為民族化反思的一個契機。
從那以後 ，李少君將自己的詩學視野轉向東方 ，對中國的古典詩歌和詩學進行了研究。他對古老的“詩教”傳統尤其動心 ，服膺於孔子的詩學理念 ，主張恢複“詩國”傳統 ，頗有孔子“吾從周”的某種風格和意味。
於是 ，他在多篇文章、訪談、講話中反複強調“詩歌乃個人日常宗教”的觀點 ，認為“在中國古代 ，詩歌確實是中國人的宗教。孔夫子說:‘不學詩，無以言暞，‘詩，可以興 ，可以觀 ，可以群 ，可以怨 ，邇之事父 ，遠之事君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暞，可見中國曆史上人的成長與教育與詩歌的關係之密切。甚至可以說 ，在中國曆史上 ，詩歌除了對於個人而言傳遞微妙感受、抒發性靈之外 ，還在規範倫理、教化人心、慰藉人心方麵 ，起到與西方宗教類似的作用。故林語堂曾指出:‘吾覺得中國詩在中國代替了宗教的任務暞，詩教導了中國人一種人生觀 ，如何看待宇宙、世界、自然、生活與同類的價值觀念 ，以及由此而生出的一種仁愛、悲憫情懷。所以在中國人的心靈深處 ，詩的位置是無法徹底根除的 ，最多是有時候隱藏一些，有時候張揚一些。……所以我曾感慨:西方有《聖經》，中國有《詩經》。在古代 ，中國人失意時、悲觀絕望時 ，詩歌都能給他們心靈的安慰 ，因為詩歌裏有一種永恒的超越性的力量[10]”。
通過對當代詩歌的“全球化”之痛和“中國性”反思 ，“草根詩學”
終於瓜熟蒂落。2006年1月，李少君在他編選的《21世紀詩歌精選:草根詩歌特輯·序言》中，對詩歌的“草根性”作了如下定義:“何謂詩歌寫作中的‘草根性暞，我的理解就是:一、針對全球化 ，它強調本土性;二、針對西方化 ，它強調傳統;三、針對觀念寫作 ，它強調經驗感受;四、針對公共化 ，它強調個人性。[11]”作者雖然沒有展開論述 ，但這裏的四個“針對”和四個“強調”意義明確 ，都是當代詩學理論和評論界長期熱議的理論命題。另外 ，在《草根性與新詩的轉型》一文中他又重點闡述了對中國當代詩歌“西方化”和“觀念化”傾向的認識 ，並進行了嚴厲批判，實際上為前麵的定義提供了曆史和現實的依據 ，闡述其具體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