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對於一九七六年清明節因悼念敬愛的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誌要一律平反、恢複名譽。
楊帆三個月大的時候，薛彩雲和楊樹林離了婚，他被判給後者。
辦手續前，楊樹林和薛彩雲就楊帆何去何從達成共識：任其自行選擇。
但楊帆還小，別說選擇，就連楊樹林和薛彩雲是誰，和自己什麼關係，尚未建立清醒的認識，所以他的歸屬，讓處理財產的工作人員頭疼不已。
楊樹林和薛彩雲從認識到離婚，曆時十六個月零兩天，公共財產僅存款三百七十七元，再加一塊七毛三的利息。此外，還有一個三個月的孩子，即楊帆。
錢好辦，歸孩子的撫養者，可該重擔應由誰挑起，思前想後，隻好誰占有孩子的理由更多些，孩子就歸誰。
楊樹林當即否定了薛彩雲比他在撫養孩子上占優勢的地方：胸脯雖豐滿，但長了白長，不下奶，孩子餓的時候解決不了實際問題，大人望梅可以止渴，小孩望胸隻能更渴，每當楊帆看見薛彩雲胸前那兩塊凸起的時候，會出自本能地因失望而放聲大哭。所以，孩子理應歸我所有，起碼我饞不著孩子，楊樹林撩開他平鋪直敘的胸脯說。
正隨薛彩雲心所欲，她本來就沒打算把楊帆留在自己身邊。好在薛彩雲不想要孩子，也多虧她真的沒奶，否則她想要孩子又有奶，讓楊樹林這麼一說可就不好辦了，還要掀起衣襟，露出乳房，擠出奶水，證明給外人：誰說我沒奶的，看，多衝，滋滋的！
楊樹林和薛彩雲離婚，不是因為當媽的不下奶，如果真這樣的話，若幹家庭都要妻離子散，奶水的下與不下，雖不利孩子茁壯成長，但遠不至影響到家庭幸福，夫妻和睦，白頭偕老，恩愛一生，肯定是在別的方麵出了問題，且不是一般的問題，否則薛彩雲不會撇下才三個月正嗷嗷待哺的楊帆一走了之。
楊樹林認識薛彩雲的時候，他三十，她二十一。那是一個正大力提倡晚婚晚育和隻生一個好的年代，雖然不夠晚婚，但並沒有為此受到處罰，晚婚晚育靠的是自覺，是夫妻雙方覺悟高低的體現，所以，直到離婚，五好家庭和星級文明戶的標牌也沒在他家的門框上出現過。
薛彩雲生楊帆的時候，居委會主任特意倒了兩趟公共汽車跑到醫院慰問，目的隻為問薛彩雲一句話：帶環了嗎？帶了，主任就放心了，沒帶，就做薛彩雲的工作，讓她帶。計劃生育貫徹的好壞，關係到整條街道精神文明的建設，那個年代人們把榮譽看得重於泰山，不像現在，務實，一心致力於物質文明的建設。
主任五十多了，平時楊樹林和薛彩雲都管她叫大媽。她管理這條街道有些年頭了，七大姑八大姨小媳婦老姑爺，沒她不認識的，整天在這幾條胡同轉悠，誰家有點兒什麼事兒她都知道，那時候也不興對組織保守秘密，即便思想有了什麼風吹草動，也要找組織交心。
主任做了多年思想教育工作，經驗豐富，知道帶沒帶環這種事情不能開門見山地講出來，要搞清真相，抓準時機，如果薛彩雲分娩沒有成功，強製帶環就是讓人家斷子絕孫，這種破壞群眾生產的路線是行不通的，人口的泱泱大國也得讓人民有接班人，況且作為居委會主任，更得講人權。
主任到底是主任，循序漸進：小薛，聽說孩子生得不太順利。薛彩雲點點頭，主任說，我代表街道特意來慰問你，薛彩雲說謝謝大媽，主任又問，不是雙胞胎吧，薛彩雲搖搖頭，主任繼續問，也不是三胞胎吧，薛彩雲說，我懷孕的時候您也看見了，肚子不大，主任如釋重負說，那就好，還是隻生一個好呀，哎呀，忘了問了，男孩女孩，薛彩雲說男孩，主任說，男孩好呀，在這個提倡男女平等但並沒有落實到人民群眾中的年代，你的肚子替你娘家爭了一口氣，薛彩雲笑了，主任說，一個男孩夠了，再生怕養不起，可是真有了你又舍不得拿掉，不如不讓他有，薛彩雲若有所思地問，您的意思是……這時主任抖開包袱：帶環兒呀！
薛彩雲說已經帶了，主任麵露喜悅，握著她的手說，小薛，感謝你對組織工作的支持，你是一個純粹的人，是一個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是一個和低級趣味揮手告別的人。然後迫不及待掏出牛皮本工作手冊，翻到其中一頁，在上麵的兩個半正字後麵又添了一筆，自豪地說，自計劃生育實施以來，我街道已有十九名婦女相繼帶環，向組織表了決心，你是其中之一，希望你今後好好帶環，定期檢查，以防萬一，為我街道乃至全中國甚至所有還生活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婦女樹立榜樣。
主任一口一個婦女地叫著，讓薛彩雲很不適應，她暗自納悶，頭幾年我還過兒童節呢，怎麼現在就成婦女了，這麼說以後要過婦女節了。
主任問孩子叫什麼，薛彩雲搖搖頭，說還沒想好，不想取太俗的名字。主任說，取名字的學問可大了，一定要響亮，還要有時代特征，我看就叫楊帆吧，讓他在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春風下揚帆起航，乘風破浪，永不停息，為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在下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而努力奮鬥。薛彩雲說好，我聽組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