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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政治扳道工：北洋裂變》
第1節：我為什麼會研究起五四來
寫在前麵的話我為什麼會研究起五四來我為什麼會研究起五四來？這是的確是個需要追問的問題。雖然說，我這個人研究曆史，或者說琢磨曆史，沒有科班出身的人那麼多界限，經常在晚清和民國之間跳來跳去，東撈一把，西摸一下。如果有條件，古代史我也敢碰。像我這種野路子出來的人，沒有家法，也就沒有限製，也不想有限製。但是，對於五四，我卻一直沒有熱情，相關的史料也摸過一點，但興趣就是提不起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著一個成見，認為五四跟太平天國一樣，下手的人太多，大魚早都撈沒了。事情的轉機在2005年下半年。那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有一學期的課，每周一次，時間空得很，因此跟那裏的有關人士混得很熟，包括《二十一世紀》雜誌的編輯黎耀強先生。等我回大陸之後，黎先生去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不知怎麼想起要找寫五四的稿子。然後就找到了我，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勸誘我寫五四。我說，你就是喜歡在大陸找人，大陸史學界做五四研究的人不少，而且名家也有幾個，怎麼會找到我的頭上？他說，別的人路數我都熟悉，能寫成什麼樣子，我現在就可以估計出來，唯獨你可以寫個跟別人筆下不一樣的五四出來。這麼一來二去，人都是喜歡被恭維的，慢慢就動了心，開始認真摸這方麵的研究，摸史料。摸了一陣之後，我發現，別看五四研究者甚眾，著述甚夥，但打周策縱、彭明起，大家關心的都是思想文化，然後就是文學，說人物，也就是北大那幾位。即使寫出五四全史的周策縱和彭明，也較少涉及這場政治運動的政治關係。好像隻有台灣的呂芳上，談到了五四跟國民黨的關係。但是，跟五四關係密切的軍閥和政客，比如直皖之爭，官僚政客中的親日派和親英美派之爭，全都為人忽視了，好像五四期間，這些政壇上的要角，全體失蹤了一樣。另外，五四運動作為一個政治事件，它的運作是怎麼回事？怎麼動員的，怎麼宣傳的？運動中的學生跟商民是怎樣的關係，跟軍警又是怎麼回事？好像都是一筆糊塗賬。所以，我興趣來了，感覺還是有空子可鑽，有魚可撈的。等到我下決心，真刀實槍開始鑽空子或者說撈魚的時候，發現事情遠沒有我想象的那麼簡單，光資料收集，就把你累得半死。還好，一些喜歡曆史的學生，幫了我不少的忙。但真正操練，還是得你自己，一點點做。心情時好時壞，幹勁時小時大。就這樣，陸陸續續做了4年，直到2009年歲末，才初步有了眉目。這期間，經曆了五四運動90周年，出人意料，官方居然不熱，好在民間還是小熱了一回。大概有些熱心人痛感現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消亡，傳統主義者要回歸傳統，製禮作樂，自由主義者要尋找曆史資源，建構中國式的憲政理論。大家回顧曆史，翻庫倒貨，把壞賬都算在了五四頭上。我正在看這方麵的史料，雖然心思不在思想文化上，但也知道，現在的文化狀況，其實賴不到多少在五四頭上。餘英時先生說過，他跟陳獨秀和胡適先生是同鄉，“並且在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我在離陳獨秀的出生地[懷寧]隻有六七英裏遠的一個小村住了八年[1937—1945]。陳獨秀我隻聽說過一次，那是指責他——後來我發現這指責是冤枉的——把儒家的老格言篡改成‘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我也曾在鄰縣桐城住了一年[1945—1946]，桐城派文學已遭五四新文學的領袖們，特別是錢玄同[1887—1939]批判，但在那裏我仍被鼓勵用古文寫散文和詩歌。直到1946年我回到諸如南京、上海、北京和沈陽這些大城市，我才開始受到源自西方的激化論的影響。在戰後的幾年[1946—1949]，就我的記憶所及，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反偶像崇拜的反傳統主義都沒有左右普通城市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所以，我經常困惑，在1949年前，五四運動或者馬克思主義總體上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有多大。”1其實，多少了解一點五四以後的曆史的人都知道，馬克思主義，或者確切地說列寧主義，或者中國化的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其實不是通過五四，而是通過後來的革命發生的作用。但這種革命能夠成功，有很多原因。可以說，即使沒有五四，也很可能一樣有這樣的結果。十月革命後，共產主義革命延伸到落後國家，是一種趨勢，很多沒有發生類似五四運動的國家，一樣發生了革命。五四對於後來的革命，僅僅是說部分地催生出一點“左傾”的意向，即使這個意向，也受到另一種意向，全盤西化的平衡。最終革命鬧起來，而且成功，中間有著太多的因素，五四這根火柴跟後麵的燎原大火之間，不存在對應的因果關係。不管怎麼說，中國化的列寧主義已經通過革命，以及革命後的一係列群眾運動，徹底改變了中國，從結構上改變了。最大的變化是，知書達理的精英，幾乎被掃蕩幹淨，剩餘的也斯文掃地。讓1949年前的餘英時先生寫古文的農村環境，如果不能說完全蕩然無存，也所存無幾。中國社會，讀過“老書”[某些傳統猶存的農村，對文言文的說法]的人，已經所剩無幾，很多地方，可以說是孑孓無存。嚴格地講，盡管五四後白話文的教育開始推行，但1949年之前受教育的人，還都是讀過老書的。令傳統真正失落的，還是革命和後來的政治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