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自1946年底國共和談破裂之後，梁先生辭去民盟總部秘書長之職，由南京返重慶專心辦學，何以到了1949年初，您又公開發表文章，再次為國事呼籲？梁先生可否將這件事說個大概？
答：我於1946年底離南京返北平，不幾天即應邀赴重慶北碚，在我的朋友陳亞三先生任校長的勉仁國學專科學校講學。我一麵撰寫《中國文化要義》一書，闡述我對於老中國之認識，一麵與同人暨諸生朝夕共講習之業，且時時謀所以萃聚朋友同誌者。平時在校除給學生講授《中國文化要義》外，每周還給國專暨中學教職同人講學半天。1948年8月，勉仁國學專科學校改組為勉仁文學院，由熊東明（四川江安人）任院長，我仍留校教授。1949年6月，我寫定《中國文化要義》一書，凡14章，11月由路明書店印刷發行。《中國文化要義》是我繼《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鄉村建設理論》之後的第三部重要論著，是醞釀多年而因戰事、國事時時輟筆未能及時寫出的。自1946年底至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我主要精力是在做這件事。
由於我素來不是一個為學問而學問者，人雖然穿往於課堂，靜坐於書齋，對打得熱火朝天的內戰，卻仍然是關注著的。國民黨發動內戰，萬牛莫挽，氣勢洶洶，大有三月半年消滅共產黨之勢。但局麵的發展，卻事與願違，國民黨一步步由優勢變為劣勢。而在這場席卷全國的戰火中，中國的老百姓再一次經受磨難。時至1948年底，國民黨退守江南，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麵。我當時的看法，國民黨是這場內戰的發起者，又是東北、淮海、華北諸大戰役的失敗者，但尚有數百萬兵力，又有長江天險，共產黨要獲全勝，怕還要打幾個大戰役的。這樣中國老百姓則還要跟著經受幾年的戰火之災。怎麼辦呢？我是一個手無寸鐵的書生，隻有呆在書房裏默觀靜思了。
一天，重慶《大公報》王文彬先生匆匆趕到北碚我的住處。兩年來，他是新聞界來我家串門最勤的一位。他告訴我，蔣介石即將下野，李宗仁上台主政，要再次呼籲國共和談。他還說，時局急轉直下，在現今的情況下呼籲和談，共產黨的反映會怎麼樣呢？恐怕不會像兩年前那麼好說話了。第三方麵呢，也不會有什麼人能站出來多說話。王文彬說，在重慶隻有梁先生您站出來，最合適，為百姓說話，公正執言，聽與不聽在他們了。他提出，隻要我寫出文章，《大公報》負責發表。
王文彬先生的意見與我當時的思想狀況相一致。於是自1949年元旦蔣介石下野起至二月間，我在重慶《大公報》上接連發表了《內戰的責任在誰》、《給各方朋友的信》、《論和談中的一個難題》、《敬告中國國民黨》、《敬告中國共產黨》等文，充分抒發自己的思想觀點，很想為再次出現新的和平談判局麵出一份力。
但我深知，我的言論很可能為國共兩方麵所不滿意，甚至會被誤認為是受某種勢力的支持而站出來說話的。為此，我在文中公開聲明，我這一次發論於報端，一是隻代表個人，不代表任何組織（包括民盟）；二是隻言論，不行動，不參加任何單方約請活動。也就是說，我隻呼籲和平而不奔走和平。我這樣做的目的是，向全國各界表明，我發表的對當前國事的主張，完全是個人的言論，本意是為國家和百姓免受戰禍的延續，但對與不對，能不能行得通，則聽憑各界評論，特別是當事者國共雙方。我個人的這些言論有無背景則以不行動（言論除外）來澄清之。
問：梁先生的“隻言論，不行動”，在當時是如何履行的，可不可以舉幾個例子？
答：可以的。李宗仁先生是我的廣西同鄉，彼此相識已久。擔任代總統後，即來電催我赴南京商談國事，並讓重慶市市長楊森買好機票，催我速去。我即以“不行動”為由，謝絕了他的邀請。後來他又飛到重慶（可能還有別的事），派程思遠先生到北碚看我，並送來一大筆錢，邀我去重慶同他見麵。我答複說，謝謝李宗仁先生的盛意和程思遠先生專程前來。但時局如此，和平無望，現今我對李宗仁先生幫不了什麼忙。況且，我有“不行動”的聲明在先。至於這筆錢我收下了，目前我在這裏辦學（包括勉仁文學院及中學，都是私立的），經費正十分困難，這些錢就算是德鄰公（即李宗仁）對學校的資助吧。程先生聽罷悻悻而去。雖然北碚就在重慶的郊區，我硬是沒有去市裏同李宗仁先生見麵。這是我“隻言論，不行動”的較重要的兩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