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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嘴大，當然是政治家的嘴大，傳媒的嘴大，但實際上日本的傳媒隻有一張大嘴，而這張嘴怎麼張，張開來說什麼，自己並做不了主。就像筆者曾經在別處指出過的一樣。日本的傳媒是通過“記者俱樂部”這種形式自覺地放棄了語言權而把這個權力交給了政府，執政黨政治家和大企業。在這三者之中實際上占主導地位的還是執政黨政治家，也就是當時的自民黨國會議員們。
而自民黨不肯承認他們的失政，起碼是不肯單獨承擔責任，這樣掌管著實際行政權力的官僚們就成為了替罪羊的最好人選。從傳統上來說，日本的官僚本身權力就很大，雖然在法律理論上行政權力受到立法權的製約和監督，但實際上由於執掌立法權力的國會議員們素質低劣，在大多數情況下官僚們是獨斷專行的，經濟上出現問題，官僚當然有責任。
選民們當然願意聽到政治家們所告訴他們有關的官僚是經濟失政的罪魁禍首的說法，因為這樣就說明他們當初的選擇是正確的。而那些職業官僚們一般從小就是父母的好孩子和老師的好學生，在學校也好在社會也好一直是佼佼者，成功人士。普通人和這些職業官僚肯定是格格不入的。和成天在街頭發表演說的政治家相比，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職業官僚們和普通人都沒有什麼交集。對普通人來說這些過於優秀的職業官僚們太缺乏親和感了，如果有人攻擊這些成功人士的話，一般的普通人甚至會很開心的。因為成功人士失敗的消息，未成功人士聽起來有點類似於自己成功的消息。
官僚們更加悲劇的是：他們沒有語言權。
說日本官僚們沒有語言權可能很使人覺得意外，但這卻是事實。日本媒體在報道時非常講究“不偏不倚”，對於任何有關到政策方麵的議題一定要報道正反兩方麵的意見，而這正反雙方的意見隻能從黨派中來，因為在法律上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都是以黨派或者內閣的名義，官僚們僅僅是負責有關法律製定，修改之類的實際事務，所以官僚們除了在國會向議員們說明這些政策措施之外，沒有必要到傳媒去說明這些問題。
在受到攻擊之後，官僚還是沒有辦法洗清自己，這是因為日本的傳媒天生和官僚就是對頭。日本人對於人的親疏非常注意，也就是說喜歡抱成團，所以日本有一個很嚴重的學閥問題，本身大多數官僚出身於東京大學法學部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了這個問題。
但是日本的傳媒又是被另一個學閥所控製著，注意一下日本報紙，雜誌和電視台等傳媒的人員構成就能夠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傳媒人士大多是私立大學出身，而以早稻田大學畢業生為最多。排名為日本私立大學第一和第二的慶應大學和早稻田大學是很好的大學，畢業生的質量很高，所以這些學校的畢業生才能在日本的傳媒界活躍。但是還有另外一個事實就是慶應大學和早稻田大學的學生們實際上都是高考的失敗者，一般都是報考東京大學或者京都大學這些原來的帝國大學失敗了之後才去的慶應早稻田。除了極少數有特殊理由的又有天分的富家公子和一些推薦學生之外，在這兩所大學裏很難找到將這兩所大學作為第一誌願的考生。
這樣那些所謂名牌私立大學的學生們在東大京大這些原帝國大學的學生麵前有一種先天性的劣等感，這種劣等感使得他們把持了話語權之後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