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7日，由北京大學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費孝通學術基金主辦的“紀念費孝通教授《小城鎮大問題》發表20周年座談會”在北京釣魚台賓館召開。叔叔抱病出席了會議，講話時，他隻講了幾句，就由助手潘乃穀代為念講稿—他已經沒有氣力講話了。這是叔叔最後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麵。
之後，他的身體更加虛弱，晚上經常發低燒。我知道叔叔是最不樂意住醫院的，他說醫院裏的氛圍使他覺得不舒服，醫生、護士的白大褂，床邊掛著的輸液瓶子，一切都在提醒自己是個“病人”，搞得人精神緊張。但是我也知道，老年人抵抗力低，最怕感冒發燒引起並發症。我想宗惠他們，應該盡力說服老人家到醫院去才是。
12月28日，叔叔終於不得不住進醫院。那天晚上，他高燒40.3℃，白血球高達11000，心跳每分鍾100多次，情況十分凶險。叔叔得了對老年人威脅最厲害的肺炎。醫生立即采取各項緊急措施，29日淩晨用上了呼吸機，身下鋪了“冰毯”降溫，提取痰液進行“培養”，希望能夠查出炎症的元凶，好對症下藥。但是一直沒有查出來，隻能給叔叔使用“廣譜”的抗生素。
29日上午我趕到醫院，隻見叔叔閉著眼睛，平躺在病床上，最紮眼的是旁邊那台一人來高，正在運行著的機器。從機器上引出的一根軟管插在他嘴裏，通過這根拇指粗細的管子，氧氣正呼哧呼哧地輸入他肺裏。這就是所謂的“呼吸機”。
叔叔在病榻上度過2003年除夕。
在醫護人員的精心治療和護理下，叔叔的體溫降了下來，各項指標也都接近正常，病情得到緩解。1月8日撤掉了呼吸機。可以說，這十來天他闖過了一關，連醫生都說：費老創造了一個“奇跡”。叔叔精神好多了，可以說話了，雖然還沒有力氣說出連貫的句子。他的頭腦依然清醒，從簡短的話語和所寫的字跡中，大家都能懂得他要表達的意思。他問張榮華這次發病的原因，又問他住院以後，家裏會有什麼困難。他要宗惠讀報給他聽，有時還坐起來看看電視新聞，讓服務員用輪椅推著，到樓道裏轉轉……
看到叔叔恢複得快，我心裏非常高興，盼望他盡早出院回家。一次去醫院探視，到床邊和他握手以後，他示意我坐下，然後問有什麼新聞？我說這幾天大家都關心台灣的選舉，陳水扁挨了槍，不知道他會不會連任？他微微點頭說：要看美國的態度。這家夥用上青紅幫的手段。這次他贏了。我看他精神挺好，就問他：“這次生病，是不是又想了很多新問題？”他回答：“多得很。”說完又做了個寫字的手勢，我把一遝紙和筆遞到他手裏，他躺在床上寫了“多得很”三個字；我又問：“現在你一定很苦惱，因為有很多想法不能表達出來。”他寫了“是”；我湊到他耳邊大聲說：“不要緊，等你養好了身體，把想法講給我聽，我再幫你整理出來。”他搖搖頭，摸索著寫下“不可能了”。我默默地看著這四個字，無話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