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院內和一男人認識，其後過從甚密，頓覺快慰。
她因女兒的熱烈暗示而引起猜疑，後來忽然理解到女兒的恐懼的本意了。
意思在於將母親軟禁起來，而剝奪她和情人往來的自由。
於是她的母親便下一決心結束這一對自己有害的治療。
她把女兒送入一接收神經病人的房子內，許多年來，一直指她是一個“精神分析的不幸犧牲品；”我也因此人所詆毀。
我所以不聲辯，是因被職業道德所束縛，不能宣布這個秘密。
幾年後，我有一個同事去訪問這個患空間恐怖症的女子，告訴我說她的母親和那富人的深交已成公開的秘密，她的丈夫和父親諒也默許而不禁。
然而對她的女兒的治療卻已此“秘密”而犧牲了。
在大戰的前幾年，各國的病人紛紛前來求診，使我不管別人對我故鄉的毀譽。
我於是定一規則，凡屬在生活的重要關係上，未達法定年齡不能獨立的人，就不代診治。
精神分析家原不必都能作此規定。
你們因我關於病人的親戚發出警告，也許以我了分析起見，要使病人離開家族，也許以隻有離家別友的人們才可受治療。
但是這話也未必對；病人——至少不是疲憊不堪的人——在治療時，如果仍須反抗平常生活所加於他的要求，則遠較有利於治療。
至於病人的親戚也須應當注意自己的行以免損害這種有利的條件，更不應當對於醫生在職業上的努力妄加詆毀。
然而我們又如何才能使這些非我們的影響所可及的人們有此態度呢？你們自然也以病人直接環境的社會氣氛和修養程度對於治療的希望有很大的影響。
盡管我們的失敗可釋以這些外界幹涉的因素，但也已經精神分析治療法的療效力減色不少了!擁護分析的人們曾勸我們將分析法的成績作一統計以抵消我們的失敗。
我卻不能同意。
其理由是：因相比的單元若相差太遠，而受治的病症又多不相同，則統計也將無價值可言。
而且可供統計研究的時間又太短暫，不足以證明療效是否持久；就多數病例而言，簡直無作記錄的可能。
因病人對於他們的病及治療嚴守秘密，而且健康恢複後也不願輕易告人。
反對精神分析的，最重大的理由是，人類在治療的問題上最無理性，難望受合理論證的影響。
新式治療有時引起熱烈的崇拜，例如科克初次刊布結核菌的研究成果；有時也引起根本的懷疑，例如傑納的種痘術，實際上是天降的福音，然仍人所反對。
反對精神分析的偏見，莫過於下麵的例子。
我們治愈一個很難奏效的病之後，便有人說：“這算不了什，經過這久的時間，病人自己也會好起來的。
”假使病人已經過四次抑鬱和躁狂的交，在抑鬱症之後的一個時期內到我這裏求治，過了三個星期，躁狂症又發作了，於是他的親族及其所請來的名醫，都以此一躁狂症必定隻是分析治療的結果。
反對偏見，實在無法可施，你們不見大戰中，無論何種集團國都有偏見，厭恨其它集團國嗎？此時最聰明的辦法是暫時忍耐著，等這些偏見逐漸隨時間而消滅於無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