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出生在北京沙灘的，那時父親正在北京大學讀書，母親也在北京上學。但是我很認真地每次都強調自己是河北省南皮縣滄州市（原地區）潞灌鄉龍堂村人，我樂於用地道的憨魯的龍堂鄉音說：“俺是龍堂兒的。”我一有機會就要表明，我最愛聽的戲曲品種是“大放悲聲”、蒼涼寂寞的河北梆子。我不想回避這個根，我必須正視和抓住這個根，它既親切又痛苦，既沉重又莊嚴，它是我的出發點，我的背景，我的許多選擇與衡量的依據，它，我要說，也是我的原罪，我的隱痛。我為之同情也為之扼腕：我們的家鄉人，我們的先人，尤其是我的父母。
大概我出生後過了一兩年，我被父母帶回了老家。我至今有記憶，也是我有生以來的最初記憶，我的存在應是從此開始。而我的從小的困惑是在這些記憶以前，那個叫做王蒙的“我”在哪裏。而如果此前並無王蒙的自我意識與我的自我意識，那麼這個“我”的意識其後甚至有了姓名，煞有介事又是從哪裏掉下來的呢?
我在夏日睡午覺，我被兩隻黑貓嚇醒了，兩隻黑貓的眼睛是亮晶晶的棕紅色。有點血腥，有點凶險。我不能斷定的是是否我們在老家當真養著這樣的貓。
我還有一個夢，在老家房後的梨園裏（家人稱之為後園子）玩耍，一腳陷入了一個大坑，我嚇醒了。我聞到了秋梨的氣息。
我記得祖母去世的一點情景，相信也是此年，也是夏日，在正房的相對比較大的廳堂裏，許多人緊張地走來走去，說是奶奶死了。事後分析，這事情的發生大概是在淩晨，睡夢中被喚醒了，隻記住了影影綽綽。
我的母親董敏對奶奶的印象不佳，一直稱之為“老乞婆”。此外我對奶奶一無所知。我的父親王錦第（字少峰，又字日生）提起奶奶抱極尊敬態度。父親是遺腹子，隻見過他的母親而沒有見過他的父親。
很晚了我才弄清，我的祖父名叫王章峰，參加過公車上書，組織過“天足會”，提倡婦女不纏腳。算是康梁為首的改革派。
又有一個記憶湧現腦海：有一個詞：逃難?逃什麼難?應是盧溝橋“七七”事變，是從北京往鄉下逃還是從鄉下往北京逃?我記不清也問不出來了。後者的可能性更大，就是說我對於故鄉的少量記憶來自我三歲以前的經曆。逃難時母親抱著我，坐著一輛馬拉轎車。我的記憶是夜間宿在大車店時聽到的馬匹的吃草聲和工人的鍘草聲，喀嚓，喀嚓，沙拉，沙拉……深夜，沉睡，我被喀嚓聲吵醒，我似乎聞到了幹草和青草的氣息。有一匹大馬充斥著我的印象與記憶空間。
我斷定，我是先學會了說滄州南皮話，後來上學才接受了北京話的，我雖然出生在北京，說話卻和胡同串子式的京油子不同，我的話更像後來學會的普通話“官話”而不是北京原生土話。至今我有些話的發音與普通話有異，例如常常把“我覺著”的覺讀成上聲，疑出自“我攪著”的讀法。一直到十四五歲了，我回到家，與父母說的仍然是鄉下話，而我的弟弟妹妹就不會說這種鄉下話了。我的這些表現似乎是要大聲強調，我，我們的起點是何等地寒磣！我們的道路是何等地艱難！本來就是這樣土，這樣荒野，這樣貧窮落後愚昧，遠離現代，不承認這個，就是不承認現實。
也是許多年後，我去龍堂的時候，才聽鄉親告訴，我家原是孟村回族自治縣人。後因家中連續死人，為換風水來到了離南皮（縣城）遠離孟村近的潞灌。本人的一個革新意識，一個與穆斯林為鄰，密切相處，看來都有遺傳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