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怎樣度過茫茫雪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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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隻擔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難。
——陀思妥耶夫斯基
王開嶺的地下室
大雪封路了。大雪封門了。太陽遺棄了茫茫雪原，天寒地凍的季節把室內也變成了寒天凍地。這樣的雪夜自然孤寂而又淒涼。
詩人怎樣度過茫茫雪夜，這個問題就在此刻誕生。
生一爐火，煮一壺茶，讀一本書，唱一支歌。所有這些都是好辦法。可是，誕生這個問題的境遇原本就是嚴峻的。嚴峻的土壤可以產生詩意，但不是輕歌曼舞的詩意，而是慘烈而又莊嚴的詩意。
麵對遍地大雪，第一天也許會覺得新鮮，第二天就會單調，第三天會感到死寂，第四天會覺得仇恨和無奈，第五天呢，你會發現一個岔路口，一邊通向麻木，一邊通向瘋狂。
詩人既不會選擇麻木，也不會選擇瘋狂。嚴峻的詩意就是在對麻木與瘋狂的拒絕中漸漸生長出來的。
詩人往往生不起爐火，也少有煮茶的閑情逸致。他最需要的是與天地靈氣的交流與溝通。所以，他的選擇隻能是讀一本書。把世界從外麵讀到自己的內心去。然後是唱一支歌，把自己從內心唱出來，交給這個冰天雪地的世界。
孤寂的靈魂是最能夠諦聽遠方聲息的靈魂。孤寂的靈魂是最能夠諦聽內心世界的呼吼咆哮和喁喁輕語的靈魂。
而眼前所讀的書乃是統攝整個外部世界和內部世界的抽象的符咒。他所諦聽到的一切具象、信息和感受，全都熔鑄在這符咒之中，借著微茫的雪光撲麵而來。
我第一次集中讀到王開嶺幾萬字的文章時，激動不已，馬上向一位山東朋友打聽他的電話。朋友說他沒有電話。我又問他的住址，他的門牌號碼，因為我想介紹另一位朋友去看他。朋友說他沒有門牌號碼，他在一個中等城市的夾縫裏漂流。我馬上想到他是日常生活之外的人，並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地下室手記》及其主人公。
王開嶺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居住在地下室的詩人。在齊魯大地一個寒冷而又死寂的地下室裏，他用閱讀和諦聽的方式與世界對話。用歌唱和牽掛的方式擁有世界。
他知道這種生活是嚴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足夠讓所有有地下室體驗的人充分意識到它的嚴峻。何況，二十世紀的人類境遇有了非常巨大的改變，二十世紀的地下室也絕非陀思妥耶夫斯基時代的地下室所可比擬。王開嶺的著作中提到了蘇聯大詩人曼德爾施塔姆的死亡方式。在一個北方所特有的茫茫雪夜，當局把天才的詩人帶到一個零下十幾度的地下室裏，以檢查衛生為借口強迫曼德爾施塔姆脫光所有的衣服。一絲不掛的曼德爾施塔姆凍得瑟瑟發抖，一頭栽倒在地上，從此再也沒有爬起來。這顆赤裸裸的靈魂終於變成了一具赤裸裸的肉體。
這是既沒有火爐和茶水，也沒有書和歌的地下室。這就是二十世紀的地下室。它一旦誕生，就永載史冊，永遠也不會被抹去被遺忘。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開篇第一句話就是：“我是一個有病的人。”
可二十世紀的地下室手記再也不是這樣開頭的。王開嶺的書要總結為一句話，就是：“我希望活得優秀一些。”而全書第一句則是“我們能發出那個聲音嗎？”
這個變化是值得重視的。十九世紀的人感到了社會的巨大變化，感到了自身對這變化的不適應。究竟是社會有病，還是自己有病，他們還有點拿不準。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采取了從自我質疑開始的寫作策略。可是，二十世紀一係列重大事件使詩人對社會、文化和人類的整個遊戲規則都產生了懷疑。“茫茫雪原，蒼白的月亮/殮衣蓋住了這塊大地/穿孝的白樺哭遍了樹林/這兒誰死了？莫不是我們自己”（葉賽寧）。經過了這麼一次殘酷的死亡，他們在對人類自身的質疑上走得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遠，他們決意在社會、文化諸多方麵重整河山。所以，住在二十世紀的地下室的人，眼光更為透徹，姿態更為主動。
當然，這僅僅是遐想中的姿態。二十世紀的詩人原本就是隻耽於諦聽和遐想的。茫茫雪夜無邊無際，雪原上的征戰砍殺無邊無際，詩人的諦聽和遐想也就無邊無際。
王開嶺的遐想
如果沒有二十世紀發生在地球上大多數地區的慘烈曆史，王開嶺的諦聽就不會如此沉重如此豐富。如果在這段慘烈的曆史中，不曾出現過王開嶺所諦聽到的這些故事，我們就不可能知道，人可以在天寒地凍的險境和絕境中活得如此艱難又如此英勇，甚至可以在無可逃避的災難與禍患中迸發出如此驚人的莊嚴與高貴。
不是為了表演，不是為了麵子，不是為了獎賞，不是為了領受後人遲到的讚譽。是為了捍衛良知，是為了捍衛真實，是為了捍衛人之為人的內在尊嚴。
1958年，帕斯捷爾納克被瑞典文學院宣布榮獲當年度諾貝爾文學獎之後，蘇聯當局馬上決定對這位作家進行大批判，葉甫圖申科就此致電當局表示抗議。當局自然不會理會這個抗議，他們召開了一個大會，大會主席胸有成竹地向世界宣布：大會一致通過，將帕斯捷爾納克清理出蘇聯作家隊伍。正當即將例行公事地響起經久不息的掌聲的時候，台下突然亮出一個女性的聲音。作家阿利盧耶娃大聲說：“怎麼能說一致通過呢？我就舉手反對！”
她的反對當然無濟於事，可是她拒絕了強權對於她的名義的盜竊。所謂一致通過，包含著對所有不同意見的壓製。在這一情境之中，捍衛尊嚴的權利坐實為捍衛自己的不同意見的權利。發出自己的聲音，就是內在尊嚴和人格力量的體現。
斯大林時期，慘遭迫害的文化人特別多。光是作家，就有2000餘人遭到殺害、監禁和流放。在那片隻有兩億人口的土地上，在絕大多數作家和文化貴族都流亡國外之後，2000名作家，差不多就是他們的全部作家了。在幾乎毎個作家都命中注定在劫難逃的嚴酷環境中，還有許多人活得那麼高貴，活得那麼莊嚴。在曼德爾施塔姆被內務部逮捕的那一刻，蘇聯作家的正義感像陽光下的噴泉一樣飽滿而又絢燦。詩人阿赫瑪托娃隻身闖入克裏姆林宮，執意營救那個被譽為大詩人的年輕的受害者。帕斯捷爾納克幾乎找遍了那些有權決定別人的命運的人。他先是跑到《消息報》去找布哈林，然後又給斯大林打電話。他天真而又莊嚴地對斯大林說：“我要同您談談生與死的問題，關於一個人的生與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