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爾請他的前任老板—在威斯康星州麥迪遜市大學醫院任職的約翰·莫裏西博士—幫忙找一份工作。第二天早上，莫裏西博士去辦公室時，發現桌上有一封史蒂夫·伊默爾曼的來信。伊默爾曼博士是威斯康星州歐克萊爾市一群獨立內科醫生的代言人，目前正在物色一名腸胃病專家。莫裏西博士給他打了電話，說自己心中有一位特別的人選。
早在1977年，米歇爾就取得了威斯康星州的行醫執照，因此可以馬上開始工作。我沒有覺得失望，因為我還記得威斯康星的井然有序，記得它的森林和自然之美，記得那幹淨的水和清新的空氣。如果說除了貝魯特之外還有什麼令我向往之處，那就是這樣一個寧靜的地方。
盡管我們覺得他會出人頭地，但誰也不能保證。最難的是米歇爾，到了四十七歲的年齡，還向當地銀行借貸五萬美金；他以前從未有過負債的經曆。
納姆沒有與我們一起搬到歐克萊爾，而是留在波士頓學院中學讀完最後一年。而奈拉則在歐克萊爾度過了兩年極不快樂的時光。
對於被迫離開貝魯特所造成的創傷，我們每個人的反應都不一樣。有件事情讓米歇爾至今不能釋懷，乃至於一提起來就會眼眶濕潤，那就是無意中拋棄了滑頭。這場毫無意義的戰爭以及失去祖國、家園和朋友而帶給他的所有痛苦，仿佛全都體現在不得不撇下滑頭的無奈之中。
這一點因為維迪婭的來訪而得到證明，那是在我們搬到歐克萊爾一周之後，她決定要來看望我們。盡管我們解釋說還沒有整理安頓就緒，不便接待她，她仍然堅持要來。
她住了六個星期。
維迪婭以為自己抵達時，會號角齊鳴，有紅毯接待。我們不太熱情的歡迎令我們開局不利。她顯然決定要盡早出這口氣。
米歇爾自然正全身心地忙於新工作，所以指望我來對付他那位任性的媽媽，這是一項艱難的任務，不亞於多年前傾聽她從隔壁床上發出的如雷般的鼾聲。其挑戰在於，當她說出“既然你負責款待我，那我們今天打算幹什麼？”之類的話時，你都得聽著。
在中西部的這個鄉間小鎮，連我自己也是初來乍到，所以要挖空心思才能籌劃出一項讓維迪婭滿意的活動。大多數時候，我們都去購物，偶爾會去一家她不喜歡的餐館吃飯，或者去看一場她看不懂的電影。
有位好心的敘利亞女人是我在歐克萊爾最先認識的人之一，有一天，她邀請我和我婆婆共進午餐。在與那位女士聊天時，維迪婭說她丈夫比她要好。我的新朋友聽到這話很不悅，並直言不諱地告訴了我。
“她甚至根本就不認識我丈夫！怎麼能說出這麼過分的話來！”
米歇爾聽說這件事後感到十分懊惱，因為那女人的丈夫是幫他提供客戶的最主要來源。
還有一次，維迪婭對那位朋友說，她在貝魯特家中的寶貝被我打破了無數件，包括她的古董吊燈。長期的經驗告訴我，當她感到無聊而想挑起事端時，盡量不要招惹她，盡管這樣做並不容易。那天晚上，米歇爾回來後，堅持要在晚餐前稍稍休息而沒有去與他媽媽聊天，於是維迪婭等到了自己期盼已久的時刻。
我還清楚地記得她當時坐在餐桌的一角，椅子正對著我，以便能夠密切觀察我的一舉一動，並不斷地建議我怎樣把事情做得更好。盡管我新找的美發師五天前剛剛將她的頭發染得烏黑，但她的臉龐周圍已經開始重新露出白色的發根。米歇爾來到桌旁時，我正端上米飯沙拉和牛肉片。維迪婭已經取好食物，吃了起來。
“我有沒有告訴你我們是怎麼處理滑頭的？”維迪婭轉向米歇爾，問道。他搖了搖頭。
“當我們得知你不會回去後，納蒂姆馬上就為它找了一位新主人。可不到一周，它又回來了，在我們家門口汪汪叫，我們這才知道它回來了。納蒂姆一開門，它就衝了進來，跑向過道。”
“別說了，我再也不想聽了！”米歇爾叫道，並從餐桌旁起身，走出了房間。
維迪婭大笑起來，並更大聲地接著說，“它衝進你的臥室，藏到了你的床底下。”
隔著緊閉的臥室門，我能聽到米歇爾泣不成聲。維迪婭離開後，我們在歐克萊爾的隨後幾個月有點像1977年—當年我回到貝魯特後，不得不對公寓進行裝修。我全心全意地沉浸在對租住屋的裝修之中，幾乎是樂在其中，也許是因為這樣我就不用思考。大多數日子裏，我讓自己筋疲力盡，於是，等到做飯、上菜以及與米歇爾和奈拉閑聊一陣時，我就已經太累，乃至忘記電話許久都沒有響了。我結交了幾位新朋友，原本可以打打電話，但她們不會理解，我的舉止為什麼像個被迫與戀人離別的患了相思病的女人。
每天早晨，奈拉匆匆忙忙地吃完早餐，然後由我開車送她上學；米歇爾也要為繁忙的一天做準備。隻有晚上才是我們一家人相聚的時候。米歇爾通常五點半左右下班回來，辛苦了一天之後十分疲憊。我的笑臉相迎絲毫不能提振他的情緒，他總是在晚餐之前就回到臥室休息；我們一家人的夜晚往往就是這樣開始的。
奈拉的性格與她父親十分相像。她已經十六歲，成天悶悶不樂，也沒有朋友，眼下上的是三年內的第三所新中學。這種不健康的性格也有我的原因：由於我自己心情抑鬱，對與人相處時的根本錯誤，我總是習慣性地加以掩飾。
到晚上六點半時，我們的餐廳已經成為一個戰區，似乎成了貝魯特。奈拉上桌晚了幾分鍾，而米歇爾已經就座。
關於滑頭的命運，我們一直沒能向維迪婭詢問更多的細節。有許多年，米歇爾一聽到滑頭的名字就會眼眶濕潤。雖然不知道它到底如何，最後我們終於得知它被送給了一個小男孩。
“你剛才在哪兒？你媽媽五分鍾前就喊過你了。”
奈拉沒有回答，隻是垂著眼睛坐在那裏。我開始跟奈拉說話，想裝作若無其事。
“寶貝兒，你的英語老師喜歡你的作文嗎？”
米歇爾的雙手放在盤子兩邊，他的食物一動沒動。
“這是什麼行為？”他大聲嚷道，“我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天，甚至都不能開心地吃頓飯。每個人都不理我，我女兒連一個簡單的問題都不願回答。你不但不糾正她，還鼓勵她！”他怒視著我吼道。
他猛然站起身，走出了房間。
米歇爾在自己的臥室裏生著悶氣，我則在奈拉的房間跟她說話。她正躺在床上。
“求求你，寶貝兒，你就不能去跟他說聲對不起嗎？”
“為什麼對不起？”她問，“因為他發脾氣而對不起嗎？因為他不能理解我也有感情嗎？我現在也覺得生活很不容易，你知道。”
“可是寶貝兒，說聲對不起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啊。”
“我覺得有，媽媽。”她回答。
“那就什麼也不說，隻是過去親他一下吧。”我堅持道。
“媽媽，你總是以這種方式來解決你和爸爸之間的爭議，但這並不表明就是對的。你不該為自己沒有做過的事情而道歉。”
“不要評價我對待你爸爸的方式，奈拉。這也許不是正確的方式，甚至可能對人際交往有害，但這是我所知道的把大家穩在一起的唯一方式。你總是說，‘如果貝魯特的人能夠和諧共處該多好。’嗯，這話說的就是我，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情，是妥協，是把自我暫時放到一邊，說，‘好吧，我認了。你是對的，我錯了。讓我們忘掉這些，繼續向前吧。’”
奈拉沒有接話，於是我繼續說下去。
“如果每個人都持這種態度，想想看我們能解決多少問題。如果人們願意妥協，也許甚至就不會有戰爭。我不知道還能對你說什麼，寶貝兒。我甚至再也不知道自己的角色到底是什麼。是阻止你們吵架嗎？我在這裏所做的就是這些嗎？”
“我為你感到難過，媽媽，”她說，“這並不是你的錯，是他的。”
“哦，”我說，“他其實跟你一樣。他也很不開心。想想他所承受的壓力吧，看看他工作得多麼辛苦。他甚至都不是在自己的國家。你起碼是在這裏出生。都四十七歲了，一切要重新開始，想想他是什麼感受？”
“我不知道，媽媽，”她回答道，“但我覺得他本來可以對付得更好。他應該更成熟一些。他比我更像個孩子。”
奈拉轉過身去，麵對牆壁哭了起來，我則坐在床邊，撫摸著她的後背。我很想告訴她，我在她這個年齡時，跟她多麼相似，隻不過她之所以生氣地尋求關注，不是因為缺乏關愛與嗬護，而是離開了貝魯特，離開了自己的朋友，並且難以適應新的環境。她可能認為絕對不會有人像她這麼痛苦。我知道話語沒有用，因為不管我說什麼，都不會改變她的想法。當她做好準備後，她會像當年的我一樣漸漸明白，如果要成長，我們就必須撫平自己的傷痛。
1984年聖誕節前，納姆得到消息，獲知自己提前被哈佛大學錄取。這個好消息讓我第一次意識到，我們回到美國是多麼幸運—我丈夫在這裏能找到工作，為我們提供良好的保障。我不由得想起1969年，凱瑟琳外婆想阻止我移居貝魯特時曾經說過的話：“美國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國家，凱茜，永遠都不要忘了這一點。”
保佑她的愛爾蘭之心，她說得沒錯。在貝魯特時，米歇爾曾經每月至少一次地問過我，世界上我最想要的是什麼，而我的回答總是：能夠讓我們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如果我和米歇爾留在黎巴嫩，我們永遠都不可能送納姆上這麼好的大學。這個長久的願望實現起來既苦澀又甜蜜。我不得不放棄一個夢想，來使另一個夢想成真。
我看中了歐克萊爾市邊界之外的一棟房子。盡管不是特別漂亮，但從那裏看到的景色讓我想起在科奈謝霍恩時坐在露台上看日落的情景。當我得知可以對室內進行重新設計以滿足我們的需要時，我就根據我們力所能及的情況確定了一些變化，然後與房東商談，又去銀行申請了抵押貸款。
每當我向米歇爾問及任何有關房子的問題時，他總是回答：“別問我。在貝魯特時我在浴缸裏睡了三個月，住哪裏我都不在乎。”
當我因為他不感興趣而生氣時，他會強調說：“這是你的房子，凱茜。你想怎麼做都行。”
我的第一個反應是，米歇爾很不公平地將這個重擔甩到了我的肩上。隻是在我的朋友艾琳指出我非常幸運，能夠自己作決定時，我才反思起自己的不滿情緒。艾琳在最近的裝修工作中，事無巨細都得征得她丈夫的同意，直到有一天，他說，“我敢說，你肯定希望自己是凱茜·蘇丹，這樣你就不必什麼都來請示我了。”
我頓時恍然大悟。我把米歇爾表麵的淡漠當成了一種責備，而事實上，他讓我做事情自己拿主意，正是體現了對我的絕對信任，相信我有能力把事情辦好。這種尊重比多少句“我愛你”都更能表明他對我的愛。
奈拉本來可以上波士頓大學或紐約大學，但她選擇了位於歐克萊爾以西的明尼蘇達大學，離我們家一個半小時的車程。她在校園裏住了一年，然後自己租了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