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利亞軍隊轟炸我們社區已經三天了。
轟炸停息後，我們返回公寓，發現窗玻璃像以往一樣變得粉碎。我準備清掃碎玻璃，因此走進廚房去拿圍裙和掃帚。我的紫紅色長圍裙襯有一層塑料布，掛在廚房門背後的掛鉤上。我伸手去取時，注意到圍裙的正中間有個洞眼。我將手指穿過洞眼，捅進橡木門上打爛的木屑裏。一旁的地板上，有顆三英寸長的機關槍子彈，已經變形，很難看出原來的形狀。在房間的另一頭，我發現窗戶的左側一角有個圓形彈孔。子彈是打在廚房水槽前的白瓷磚上，再反彈回來穿過我的圍裙和木門，然後落在我女兒的芭比娃娃廚房係列玩具旁。我做飯時，奈拉常常在那兒玩耍，身旁擺著她的鍋碗瓢盆，一舉一動學著我的模樣。我兒子納姆從我身邊湊過去，撿起子彈，說：“歸我收藏了！”
我走到窗戶旁，把食指伸進彈孔。在想象中，我能看到自己站在水槽邊忙碌時，子彈射進我的後背，我能感覺到自己躺在廚房的地上動彈不得，呼吸艱難，我能聽到親人們的哭喊聲在我身邊漸漸模糊起來。
我丈夫伸手摟住我的腰，讓我定了定神。他什麼都不用說。我知道我們有著同樣的感受：這一次，我們又僥幸逃生。
但是，仍然沒有誰提起離開的話。
如今，我住在威斯康星州的歐克萊爾，在這裏，圍裙安全地掛在掛鉤上，也不大會發生子彈打爛廚房門窗的事情。我1983年回到美國，當時貝魯特內戰已進入第八個年頭。盡管我開始喜歡上威斯康星州寧靜祥和的鄉村生活，但時隔二十二年之後，我仍然懷著迫切的心情期盼著每年一度的貝魯特之旅，就像一個女人即將與自己俊朗迷人的戀人久別重逢一般。而且我從來不曾失望，我為那座城市的溫暖擁抱而開心。我為自己走在大街上，觀賞各種景色，聆聽社區重建的各種聲音而欣喜。我喜歡各種晚宴，以及與朋友們在裝修一新的腓尼基酒店享受精美的午餐，大家一邊品嚐著豐盛的食物和當地的美酒，一邊回顧一年來的種種趣聞逸事。我總是想搬回貝魯特，與那些朋友們相伴到老。但是，在歐克萊爾生活了這麼多年之後，我很難想象重返貝魯特—一座其發展被十五年的戰爭所中斷的城市—會是什麼情形。
我心中的貝魯特還是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座繁華的都市，有高樓大廈、城市公園、古老的露天市場，還有九重葛和紫藤，以及兩旁桉樹挺立的林蔭大道—那個地方已經不複存在。
離開貝魯特讓我深受打擊。猶如心心相印的戀人一般，那座城市已經融入我的靈魂。當然，我所說的城市是指那裏的人們、文化、曆史以及黎巴嫩人和藹可親的處事方式。四十歲時，在一個我所熱愛的地方生活了十四年之後，我被迫離開那裏。經過這麼多年，我的心髒仍然跟著那個生機勃勃、熙熙攘攘的貝魯特的日常節奏而跳動。我對別人說我不由自主，但其實是我不願放手。我仍然堅持說法語和阿拉伯語。我喜歡那些語言從我口裏說出來時的聲音。它們讓我覺得自己還在那裏與朋友們暢談。每當我製作鷹嘴豆醬汁和茄子醬汁，品嚐著鷹嘴豆的硬實和添加了芝麻醬、大蒜和檸檬的茄子的煙熏味時，我就會覺得自己的雙腳仿佛依然牢牢紮根於那種飲食與文化（我稱之為我自己的飲食與文化）之中。
戰爭之初，出於實際的考慮，我選擇留下來戰鬥。我所謂的“戰鬥”是以家庭主婦的方式來戰鬥。作為家庭溫暖的守護者，你是一家人的核心。當你的孩子們的臥室牆壁被炸彈炸塌一部分時，你是給他們寬慰的母親；在你的丈夫一上午都忙著醫治受傷的平民，並將殘缺不全的遺體送往殯儀館後，你是給他安撫的妻子。總而言之，你是一個瀕臨崩潰的國家的脈搏。你的職責數不勝數，沒有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