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背簍，晃悠悠。小背簍裏的女孩，宋祖英，晃啊晃，從躲在背簍裏尿濕媽媽的背，十五歲晃出湘西苗族山區，十九歲晃至北京，二十五歲晃上中央電視台春晚，最終成為了中國第一民歌天後。今日的她，四十五歲，已於全球各大歌劇院，悉尼、肯尼迪音樂中心、維也納受邀登台。二○一一年母親節，小背簍的女孩，終於晃至了台北；母親節那一晚，於台北小巨蛋進行第一場演唱會。
如果從宋祖英出生的山村劃一條直線至她登上國際歌劇院的悉尼，距離接近地球的半徑。曆史上和她同一山區的苗族人，五百年來多數未曾走出大山一步；五百年來未曾改變背簍趕集，換取生活所需的生產模式。
而她不隻華麗站上台北，更站上世界頂尖的舞台。宋祖英，三個字雖已於大陸家喻戶曉；在台灣，由於她演唱的歌曲，多屬苗族、湖北民歌，我們不曾將她與熟悉的國際巨星相提並論。沒有人否認她的才藝，但由於我們的耳朵早已被西洋古典及現代流行音樂的腔詞僵硬化，她的歌聲總被台灣聽眾不公平地歸類為另一個世界的美聲。
正如沈從文的小說《邊城》；主角翠翠與相依為命的爺爺，居於湖南湘西茶峒；這個點於中國大地圖上怎麼也談不上“邊”；但它地處湘、鄂、川、黔四省邊區，多水且大山；各方勢力皆難抵達，因此美麗的苗疆，自古即被屈以集權軍事的角度鄙稱“蠻夷之地”。
但早在宋祖英之前，戰國時代的詩人屈原已發現湘西之美，因此寫下了《楚辭》；晉朝陶潛宣稱在這裏找到了“桃花源”。中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最著名的小說家沈從文的作品《丈夫》、《蕭蕭》及《邊城》，一方麵撰文描述這裏的寂寥窮困，一方麵也書寫湘西大山多水令人難以抵擋的純樸淒美。
如今已是中國名勝的古城鳳凰，便是這兩種軍事文化交錯衝突下最完美的山居產物。明代為防止苗族起義，萬曆年間鳳凰成了軍事要地，大修邊牆；最初規模三百餘裏，基底厚五尺，寬三尺；三百多年後，城牆雖多頹圮殆盡，仍留殘跡，反成一景。而古牆雖已塌了，純樸大山鄉居仍世代相傳。滿山油桐白花，渡口水鳥紛飛，小山頭這一端不時有人打點鼓聲，邀和著山的另一頭傳唱山歌。苗族的女人則絲帕纏頭，能泅水，能走山路，還能肩扛小背簍；趕著市集，賣起手工織物換家用盤纏。背簍裏不隻裝著賣的、買的，還裝著沒全長大、尿濕媽媽背、還不會照顧自己的稚兒。
苗族女人的千萬背簍裏，四十年前躺著一位我們今日書寫的女主角，宋祖英。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那一年，也是沈從文被抄家八次那年，她誕生於土家族自治區的苗民家中。我曾看過一間典型苗民的土家族居屋：三大間，中間稱之堂屋，兩邊叫人間。但那土屋，在我們生活優渥的人眼中，根本不是人間住的。火塘就設於堂屋正中，比日本鄉下地爐簡陋百倍，苗民們就在此炊煮、燒茶、冬夜取暖。地當然是泥，屋頂草竹編織，擋不了大雨，木頭牆也稱不上牆，就是一支釘子釘上也掛不了東西的薄板。宋祖英生在這樣的苗民人家，而且更苦。她十二歲那一年爸爸生病，家裏沒錢，眼睜睜看著父親斷氣。出生不久的弟弟得了百日咳，本是場小病，竟因服食當地草藥偏方，從此聾啞一生。初中沒畢業的宋祖英，若不是上天眷憐，既給了她天籟般的嗓子又賜予她嬌媚的外表，她將隻是千年來千千萬萬葬身荒蕪邊城的湘女苗族女孩。
宋祖英的成名曲《小背簍》，“童年的歲月，難忘媽媽的小背簍，小背簍，圓溜溜……多少次聽唱山歌……在高頭，多少次爬出背簍我光著腳ㄚ走……媽媽那回頭的笑臉，多少思念多少情……”，講述的不是有趣的童玩，而是瘦削的母親如何挑起家庭重擔的悲歌。成名後她回憶當年爸爸過世，平日夜裏，媽媽於昏暗的煤油燈下，嗡嗡紡紗；一手搖動小紡車，一手攬著五彩線。完成了織品，母親即背起小竹簍先放著她，再包好織品，人如蝸牛般在大山裏爬行趕市集。湘西古丈縣岩頭寨的老寨村，每到一個時日就有一場市集，那一場市集將決定宋祖英家中下一段時日所有的生活收入。能賣的，要買的，全背在媽媽身上，外加一個還沒學會禁尿的娃兒宋祖英。在大山彎曲陡峭的山間小道，宋祖英一家就這樣爬過了人生最苦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