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北作家”到東南家裏坐國民黨的“行政院長”孫運璿，10月14日在國民黨的“立法院”說了一堆國民黨的外行話。第二天，國民黨的《中央日報》拿出這些外行話，說：“政府對出版物的各項處分，也都訂有救濟的途徑。如果對處分不服，可循規定提出訴願，再訴願，甚至提起行政訴訟予以補救。”這些話，表麵看來冠冕堂皇，其實除了冠冕堂皇外，其他一無所有。事實上，它們全是不明實際的外行話。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就是國民黨“對出版物的各項處分”，所謂有“救濟的途徑”，都是胡扯的。從國民黨逃到台灣起，三十四年來，查禁的書刊千萬冊。可是據我所知，隻有一本是解禁了的，並且“救濟的途徑”，還是走了後門的，一波三折的。這一本書的解禁，包含了一個曆盡滄桑的內幕故事。我先從遠處說起。第一流的不會來1963年5月，美國《紐約時報》的名記者杜爾丁（Tillman Durdin）、美國新聞處的副處長司馬笑（John Alvin Bottorff）約了我，三個人在一家咖啡館裏談話。杜爾丁向我提出幾個問題，都很中肯。他的觀察力的敏銳是我早就知道的，他是美國名記者群中，從來不受共產黨宣傳影響的一個人。美國與中共來往後，周恩來特別約杜爾丁會麵。共產黨對他的重視，可見一斑。在杜爾丁提出的問題裏麵，有一個很有味兒的題目，他問我：“為什麼在台灣的這些大學教授都顯得活力不夠？為什麼他們不像韓國那些教授那樣生氣勃勃、勇氣十足？”我們的答複是這樣的：中國大學教授們不是沒有像韓國那些教授那樣生氣勃勃、勇氣十足的情況，可惜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五四時代教授們的氣象。現在不行了，現在他們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墮落的墮落了。在大陸上的許多第一流的教授都被迫在“思想改造”下苦鬥；而到台灣來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貨”和不入流的，他們在台灣島上，十足表現出“沒辦法”和“無能”的醜態，這是不難想象的。他們隻是把持住現狀而已，根本談不上什麼進步與朝氣了。對我這個二十年前的答複，我至今仍覺得不錯。
我至今相信，當時到台灣來的，“大都是‘二流貨’和不入流的”。因為第一流的，苟有良知和血性，是不會跟國民黨走的。反過來說，他們若跟國民黨走，其為流也，亦可知矣！在跟國民黨走的一些高層知識分子，最引起我注意的，是老作家這一批人。作家本該是在良知上、血性上最敏銳的。老作家而跟老K倒，實在太差勁了。但在台灣，我們的確看到這種老作家，從梁實秋到台靜農，一一都給我們看到他們在良知上的麻木和血性上的貧血。關於梁實秋、台靜農這些逃避現實的懦種老作家，我以後會一一評述。現在我先寫一個比他們小一號的老作家，就是孫陵。東北作家群像孫陵是山東黃縣人，事實上是“東北作家”。什麼是“東北作家”呢？照1944年9月17日重慶《大公報》所載蔣星煜的《東北作家論》，東北作家是寫“東北的鄉土文學”的作家，他們是九一八事變後的國難作家：在新文學運動的初期，東北作家有穆木天，他的《旅心集》雖然僅僅是沒落地主的憂鬱的申訴，技巧是新穎的。
到民國二十三年以後，東北作家在質和量雙方麵有了飛躍的進步，這顯然是受了九一八的影響。天才的文學家要在東北產生，這是一個時間上的遲早問題，而九一八所發生的作用，恰好等於一服催生的觸媒劑。在這一催生的觸媒劑下，“東北作家”的成績，給中國文壇帶來了新氣象：哈爾濱是東北的北平和上海，《國際協報》副刊《國際公園》是東北新文學運動的苗床，主要的執筆者是劉軍（蕭軍）、劉莉（白朗）、悄吟（蕭紅）這些人，在變了色的土地上，空氣是窒息性的，民族意識特別強烈的文藝作家，敵偽當然不肯輕易放過。終於他們流亡到關內來了，蕭軍和蕭紅在《青島晨報》做編輯，就在這期間，前者寫了《八月的鄉村》，後者寫了《生死場》，這有血有肉的現實主義的作品，立刻被饑渴的青年讀者群深切地愛好著，在國際文壇上，也獲得了良好的反應；更多的東北作家陸續在《文學》《中流》《光明》《作家》《文學季刊》《文學雜誌》《文季月刊》這些第一流的文學刊物以及《國聞周報》的文藝欄中出現，二十五年生活書店出版了一冊《東北作家近集》，有些是短篇，有些是報告文學，共計八篇：羅烽的《第七個坑》，舒群的《戰地》，李輝英的《參事官下鄉》，黑丁的《九月的沈陽》，穆木天的《江村之夜》，白朗的《淪落前後》，宇飛的《土龍山》和陳凝秋的《在路線上》。《第七個坑》寫沈陽淪陷以後人民的不幸遭遇，強有力地向全世界控訴日本強盜的暴行，這是足以和《最後一課》《二漁夫》媲美的戰爭文學的代表作。文學史家和文學理論家往往犯一種錯誤，以為抗戰文學是七七，乃至八一三才開始的，這是一種近視，東北作家早就在慘淡經營了，不過那時候還是微波漣漪的溪澗，而七七以後，則已衝激成波瀾壯闊的洪流了。“東北作家”的名人榜，蔣星煜曾予以列舉。
他說：最後我認為東北作家分為廣狹二義是必要的：廣義的應該包含曾在東北居留相當時期的作家，如章 靳以和《哈爾濱的暗影》作者鄭伯奇等，狹義的當然僅指出生東北的；而普通所謂東北作家，無疑是狹義的，他們的陣容如何？二十九年《大公報》副刊曾出九一八紀念特刊，附帶報告東北文藝作家近況，所搜集者有風露、馬上、姚奔、辛代、金人、駱賓基、雷加、塞克、師田手、蕭軍、舒群、蕭紅、端木蕻良、楊朔、白朗、羅烽、孫陵、李輝英、黑丁、丘琴、張石光、張鬱廉、鐵弦、宇飛、王語今、高寒、齊同、穆木天、高蘭、羅蓀、關吉罡、辛勞、鄒綠芷、李葳、楊晦、金肇野、林玨、趙洵、李雷和豐原四十人；應該補充的是李滿紅和林詠泉，應該刪去的是高寒，他出生在雲南文山，至於曾否在東北居留尚無材料足資參考。又吳祖光有《鳳凰城》，布德有《赫哲格拉族》，前者材料是采訪來的，後者是根據汪宇平《鬆花江上的赫哲人》寫的，作者都不是廣義的或狹義的東北作家，這是附帶在這裏說明的。在上麵的列舉裏，我們看到了孫陵。唯一跟國民黨的孫陵是“東北作家”中，唯一一個跟國民黨的。在加入國民黨前，毛澤東到重慶，特別和周恩來去看他，邀他“回哈爾濱工作去”，但他拒絕了。
他決定跟國民黨，並且糊裏糊塗接受國民黨特務機關中央調查統計局局長葉秀峰之邀，加入國民黨。這一內幕他在《浮世小品》中曾有回憶：三十四年在重慶，接受葉秀峰先生的要求，參加本黨。我也有一個要求，在工作上我隻能接受他一個人的領導，不要發生任何橫的關係。因為當時工作性質特殊，黨內情勢複雜。如果我的工作活動，向一位我所不敢信任的同誌負責，那還不如不參加本黨的好。我參加本黨的最大目的，在於發揮反共的作用。倘使我的反共活動，被我所不能信任的同誌“出賣”了，那豈不是太不值得了麼？所以我要求不要有任何橫的關係存在。其次，我參加本黨的目的，是為了發展事業的理想，並非尋求職業的機會。我當時已經有了“興安省接收專員”的職業，對於這一個職業我已很滿足，並不是我離開東北時所敢希望的。我離開東北時唯一的思想是把“滿洲國”反掉，把日本抗垮。至於個人職業問題，做販夫走卒、工友雇員，皆在所不計。倘無此決心，我也用不到在東北出發之前，花了將近半年時間，學習燒飯洗衣，與販夫走卒同桌共餐的種種自我鍛煉的準備工作了。走出東北九年之後，反滿抗日誌願已償，目的已達，這又豈是九年之前告別東北時所敢想望的？於是，就這樣單純地，孫陵化成了一團神秘。他“參加本黨”的工作，顯然在做“文學侍從之臣”。他說：當時除了實際的活動而外，葉先生希望我對文藝活動提具意見，我當即草擬了一份《現階段本黨文藝工作諸問題芻擬》，隨後又擬具了《各項工作方針、實施步驟及具體辦法》。主要的是對內工作三項、對匪工作三項、對社會工作一項。他這種獻身的傻勁兒，成效如何，是可以想見的。國民黨並不重用他，隻把他聊備一格而已。不久，國民黨逃到台灣來了，孫陵也逃難有份。他回憶：大陸板蕩，渡海來台，友朋星散，聯係盡失。三十八年10月1日，匪偽政權於北平出現，聞訊之下，義憤莫名，乃以蹈海之決心，從事反共之呐喊，當撰《保衛大台灣》歌詞公諸報端，道藩先生見報約往晤談，並將不同配曲錄音恭請總裁賜予批評。
洎後《新生報》舉辦讀者編者聯誼會，於濟濟一堂讀者作者之前，道藩先生又發表演說，大聲疾呼地說：“台灣文藝界的反共風氣，是孫陵先生提倡起來的。”當時我也以作者資格列席，唯感汗顏慚愧而已，一句謙虛或感謝的話也沒說。因為我認為謙虛代表矜持、感謝代表當然，俱不足表示我當時的心境。我當時是隻見一義，“見危授命”，乃革命黨員之天職。……孫陵說的“道藩先生”就是張道藩，他是通天的“文學侍從之臣”，兼管國民黨的文藝活動與統戰。孫陵到台灣後，投奔了他，在他的照顧下，在有人向中央密告孫陵“背景不忠實”的時候，“虧得道藩先生適時於當局麵前詳加陳述，得明真相”。可見孫陵雖然一心投靠國民黨，這碗黨飯，對他的單純性格說來，也不是好吃的。與孫陵通信孫陵的單純性格，哪裏是搞政治的！最後，他終於投閑置散了。“冠蓋京華獨憔悴，一官匏係老馮唐”，正是他在台灣三十多年的總寫照。他窮困潦倒，整天在詩酒與回憶中自娛。他有兩個女兒，一個叫孫婉，是王尚勤的好友。王尚勤常去孫家，跟“孫伯伯”很熟。孫陵托王尚勤約我到他家吃飯，我去了。1963年1月17日，他寫了一封信給我：李敖先生：日前快晤，以董君與周小姐來，未盡欲言，日來我因校印拙著，稍忙。昨日上山，先拜讀尊著《十三年和十三月》，對您有較多了解，頗表同情。今日又拜讀《師道與是非》及何烈毛子水投書，毛子水在北大圖書館任內事，您問問老北大的“老”人，當可多些真正資料。他來台十四年，做了些什麼學術研究的工作，唯一傑作是和傅斯年聯名公葬陳素卿的公開信，沈剛伯當然也是其中之一的。
不知人間有羞恥了。毛子水一批人要靠賣“老”吃飯，實可一歎！他本應比齊如山輩高明一些的呀！洪炎秋寫過一本文學概論，毫無己見，完全抄書，而且抄得亂七八糟，毫無係統，且把李辰冬謬論也抄了進去，足可見其“修養”。皆不值一談！匆匆，祝好！孫陵上言1月17日由於孫陵老是活在詩酒與回憶之中，為供他回憶之資，我後來送了他一本台灣絕無僅有的他的抗戰刊物——《文藝工作》。孫陵大喜，在1964年8月20日，寫信給我：李敖先生：我正想找一本《文藝工作》，尚未找到，想不到你恰當其時送我一本，非常感謝。聽說你的工作很忙，何時有暇，盼與一醉，以消塊壘。即祝編安弟、孫陵敬啟8月20日其實，此公的“塊壘”是N多的，豈是“一醉”消得了的？到了9月10日，他又來信：李敖先生：本星期六（19日）下午4時倘有暇，請駕臨文星書店少候，弟擬前來拜訪，並無特殊事故，弟擬自費出版拙集多種，擬請代給文星經銷，覺文星頗有生氣也。即頌著安弟、孫陵敬啟9月16日到了10月8日，在他與我談話後，有了新“生氣”了，原來他要拉我和他辦一文藝刊物。他一日之間，連來兩封信，內容如下：李敖先生：暢敘為快，你還帶了四罐奶粉，太客氣了，忘記謝謝你。現在確實需要一個真正的文藝刊物，我念念不忘，隻是缺少資本。有十萬元就可以辦起來。你有什麼辦法？先生有此興趣否？——在文藝工作一方麵，當仁不讓，絕不退卻。能辦好一個文藝刊物，也是很有意義的事情。最好如李翰祥的辦法，由書店投資，我們負責交“貨”。或由書店出版，我們當夥計，皆無不可。即祝文安弟、孫陵、敬啟10月8日李敖先生：上午寄你一信，回來拜讀大作，很欽佩。在“小方塊群”中，你有學問、有思想、有幹勁，確是“獨步”。《浪子回頭》《對好人播音》《從鄉愁到大氣派》《原子彈二十歲感言》《發財的真價值》……我極為欣賞，很是一位積極的人物。隻是這樣的作者太少了。“三個臭皮匠”可以成事的，我的“雄懷大誌”，你有何錦囊妙計相助？在文藝一方麵，“舍我其誰”？等你的好消息。即祝著安孫陵、敬上10月8日下午我的理想是先辦一個刊物出來，再成立一個新的團體，辦一個文藝專科學校，這些事不會賠錢。一般小人要擋也擋不住的——隻要和“資本家”們合作才行。
“土財主”和暴發戶我都無來往，這是唯一缺少的條件。但是，我令他失望了。因為我深信，孫陵早已是過氣的“東北作家”了，他的程度，是無法帶領時代的。他想因“刊物”而“團體”，因“團體”而“文藝專科學校”，其實是一種空想，全無可行性。他的“舍我其誰”的抱負，其實隻是空頭抱負。不服老是沒用的，他陷進國民黨的框框裏，已經既老且廢了。我出了主意雖然這樣，我還是想給他一點鼓勵，可是想來想去，實在想不出“錦囊妙計”。我想起他的舊作《大風雪》，那被左翼作家夏衍捧為“雄渾，有大作家風”的作品，我鼓勵他不妨做一次使這書解禁後再推出的努力。他接受了，並且做到了。1965年4月29日，我寫信給他：尊作《大風雪》解禁，今日見之於書攤，甚快。我生平反對查禁任何書，不管書的內容是什麼。你為禁書問題奮鬥不止，最後終至解禁，精神最可欽佩。這次新版《大風雪》書後的這些奮鬥史料，真是中國禁書史上的好材料（我很想寫一部《中國禁書史》）。這種書後附錄討論本書是否該禁的問題，Gustave Flaubert的Madame Bovary（1865）曾有前例。今日尊作出版，可為國人開一例子。十年前，你在中央副刊寫《讀〈右任詩存〉》（四十四年12月29日），有兩句詩是：我亦夷門屠狗者，狂愁如海少人知。
今寫此信，聊可表示知你者的一點小意思。雖然你有許多詩文，我並不讚同或佩服。五四又快到了，我又記得你在十年前寫的那篇《五四雜感》（四十四年5月2日《中國一周》）裏麵提到：在台灣，養女之無獨立人格，已為朝野所注意，而舊的傳統，迷信思想之檉梏人心，影響社會，尤須力求改革。十年過去了！可是十年來這方麵的進步又在哪兒？十年來，由靈芝祥瑞到五星會聚，直到最近的市政府和市議會的迷信，乃至《中央日報》短評中以“因果報應”的理論來勸黃色作家，哪一件不是迷信？而十年來養女的呻吟，又銷聲了多少？久疏問候，又未回信，真是失禮。今寫此信，重申歉意，兼示賀意。又：台大教授黃大受著有《民國五十三年共匪崩潰論》一妙書，集迷信之大成，真奇譚也。5月4日，孫陵回信給我，全文如下：李敖先生：謝謝你的信。禁書的事，你看到的尚僅是“表麵文章 ”，當時的壓力之大、方麵之廣，一言難盡。“他們”動員了我所有的朋友來“勸阻”我的反抗，實際是壓迫我反抗，我真是孤軍苦鬥。昨天鳳兮還對我說：“這本書一切都好，隻有附錄的解禁文章 不好。”（他曾為我校對一遍，改過一百多個錯植字。）而你最賞識的是這一篇附錄，足見你知我更深，我引以為榮，在這件事上感謝你——你是迄今唯一表示讚成我反抗的一個人。我確是為了一個“原則”而奮鬥，當然也反證了查禁機關的無知橫暴。最後他們終於挑出一個“俄帝字彙”來，向中央和安全局提出正式報告，指那唯一的俄帝字彙是“愛新覺羅氏”。安全局和中四組的人，迄今引為笑談，以如此無知之人，負如此重大責任，國家不亡，尚有天理麼？可是，這些人是誰任用的？為何要用他們？他們不還是揚揚得意麼？可歎可悲，無過於此！當然也不必再由我答複了。《波華荔夫人》有過附錄的前例，謝謝你提醒我。我是不讚成禁書的除戰爭期間代表敵人利益的書，一定時期內加以限製。如抗戰期間的（《日本提攜》和今日的《毛澤東文集》之類）。郭良蕙的《心鎖》我並不欣賞，但我也曾為文反對查禁。不欣賞不是出於“道德”觀念，道德有它的自然律，我深信。